话说前几天陈金海被抬上黑箱车的时候，杜丽安正坐在她居高临下的柜台里俯瞰。戏院厅堂被两场《荡妇迷春》的观众堵得水泄不通，人们都在大嚷小叫，啊是他，是陈金海。
“都什么日子了？他不是州议员候选人吗？怎么不去拉票，竟然跑到这里来看电影。”
你别管，你们懂什么？躺在担架上的陈金海双眼半眯，嘴角微翘，依然维持他惯有的一副似笑非笑、高深莫测的表情。仿佛他对明日的竞选胜券在握，又仿佛在大选前夕来看《荡妇迷春》并且暴毙在座位上，其实都是他的竞选策略，或者那是他们党指派下来的一项行动，一种民意调查。
杜丽安真不敢相信，这人在一个小时前，还曾经笑咭咭对她说，阿丽你真靓，比范丽还漂亮。
范丽？！杜丽安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胸脯，看是不是崩了颗纽扣。男人，臭男人！他们就喜欢去捧肉弹的场。她记得《催命符》和《金菩萨》公映时，戏院里乌烟瘴气，做矿工的，做泥水的，车夫，厨子，棺材佬，还有各行各业的头家与政客们济济一堂，就连老爸也托她留了几张票，大模大样地领着几个赌友来凑热闹。
范丽有什么好呢？不就是胸前的肉多一点，身上的布料少一点。男人看见她肉体横陈便把持不住，像上了发条似的不发不行。记得老爸看完半夜场便急急跑回家里抱老婆。杜丽安和弟弟在隔壁房里感受到地板的震动，听到苏记嘟嘟囔囔，发出一阵恨得牙痒痒似的咒骂。
作死啊你，作死咩。
月亮黯淡，如一盏灯罩被熏黑了的火水灯垂吊在锡埠的天空。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光，杜丽安看一眼躺在地板上的弟弟。空气中萦绕着蚊香的味道，苏记在磨牙齿，地板在颤栗，街上有人推着卖冬粉汤的三轮车毂辘毂辘走过。
杜丽安的弟弟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因为书没念好，很早便辍了学，在华仔大炒那里做杂工，不久前才升了做打荷。《告别的年代》一书完全没有提到这后生的名字，杜丽安与父母都管他叫“阿细”。
后来经你的查究，在小埠自行演化的广东话语系里，“阿细”这称谓来到二十世纪末最后几年，已经发展出全新的含义。它在锡埠辞典里指的是“老板”，并且只在当面称呼时使用。而且在这个时候，过去在小埠盛行的其他相等的称呼，譬如“老板”、“老细”或“头家”，几乎已完全被“阿细”取代。因此人们后来会在大街小巷，特别是在茶室里，到处听到有人在喊“阿细”。
5·13那天，杜丽安看见阿细被别人用脚踏车载着，行经老街桥头。弟弟向她挥了挥手。看他的一身轻装和挂在背上的球拍，杜丽安知道他又要去打羽毛球了。当一名羽球国手一直是阿细的心愿，但他其实并不清楚国手是怎样当成的，他和杜丽安都以为只要天天到球场打球，总有一天会像那些未出道的明星一样，被“星探”发掘。
眼看弟弟被阳光模糊了的身影消失在桥头上，杜丽安并未意识到那日子有多么不寻常。过去几天，小埠街上热闹得节庆似的。大选刚过，埠里的男人仍然沉浸在大选结果，候选人陈金海之猝死，以及电影《荡妇迷春》停映后仍然高涨的激情和亢奋中。他们都咧着嘴坐在茶室里，说话的声音特别响亮，动作特别夸张。人们互递香烟，争着给对方斟茶，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口吐脏话却态度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