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时是在一家土布店当店员，到了年三十被无缘由地辞退。那段时间家里一无所有，经常断炊，所谓的饭菜实际不过是大锅的清菜汤。我们常常去菜市拾些被扔掉的破菜来充饥，生病的母亲还不舍得吃，省下来给挨饿的孩子们。每天她还要做大量的针线活，给国民党缝制军服以养活家口。
现在想想那个时代妇女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我母亲生了那么多孩子要养活，还要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久而久之得了一身病。家境怎么能允许她花钱治病？她也不舍得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她的精神压力很大，我们家吃饭是最大的问题，饭少人多，一到吃饭母亲就说自己吃饱了。她长年喝凉水充饥，得了病也不能治，逐渐发展成肝硬化，整个人浮肿了，肚子肿得很大。后来的日子，她天天躺着，还日夜坚持做针线活。上初二那年的一天，母亲就对我说：“长保（我的小名），我怎么看什么都是绿色的？”我说：“妈妈，你总看绿色军装，眼睛就产生错觉，你要是经常出去看看树看看天，眼睛就会好一些。”为了给我母亲治病，在外做工的父亲去找中草药，用药后她的病情仍是不见好转，日益加重，但她还是没命地干活，不舍得吃东西。有一天晚上，母亲说她肚子有点饿，让我弄点吃的给她。我找遍家里每个角落，只有半个白萝卜。我把萝卜煮熟，给她吃。母亲吃完继续躺着，一会儿就咽气了。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死了，不停地摇她的肩。见母亲不睁眼睛也不说话，我跑出去找父亲，他正在回来的路上，手里握着一小块红糖，说我母亲吃了会好的。母亲扔下我们再也不管了，那年她才三十八岁。我在她的手指上褪下了一个久磨而失去孔眼的薄薄的顶针，这是她留给我的唯一的遗产。
年少的我总认为她的去世和吃了煮萝卜有关系，从此对萝卜有成见，很多年我都不吃萝卜汤。母亲重病在身，却没吃没喝，不能及时医治，还要坚持干活，这种生活重压摧毁了她。我们家连棺材也买不起，只能求助“施棺会”的施舍，才将母亲入土。我的母亲一生只照过半张照片，还是因为当局要拍居民证，不得不照，没有钱就和邻人合照在一张一寸照片上，然后各自再剪下自己的像。如今我仍然保留着那张小小的珍贵照片。那个时候没有母亲支撑这个家，家中的日子更难熬，好似天塌了下来。
少年丧母，我只能再次辍学，别无选择。为糊口，白天去学徒做毛笔，刻图章，晚上读书，自学文化课。稍稍攒了一点零钱，就想继续上学，想法插班。那时买不起教科书，我就坚持用土纸抄书，或到书店看书，但当时的书店不允许长时间看书，所以看一会儿就得离开，找另一家书店再看。回家就做笔记，怕忘记了，这样坚持学习，日夜不停。插班的考试，居然获得全班第二名的好成绩。我父亲心疼我，说咱家连饭都吃不饱，你不如去当兵吧，起码可以不为衣食犯愁。我却执意于自己的理想，当时最爱的是名人奋斗的传记书，它们支撑了我，我已经离不开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