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就还剩下全生初这么一个男孩了。他的奶奶对他挺好，关心照顾全生初，这让他得到一些温暖。奶奶长寿，八十岁多才去世。他出去做学徒工，能挣些小钱贴补家用，加上全允中的微薄收入，家里生活上过得去了。看到能干的儿子，全允中搓着手掌很懊悔地对儿子说：“哎呀，那几年让你受罪了。”其实我爷爷知道后娶的妻子虐待儿子的事，但他当时有些怕年轻的老婆，不敢管得太多。我父亲并不怨恨他，也不认为是自己的父亲心眼不好。他那时候在土布店里站柜台卖土布，每月有点工资。自己学着打算盘练写字，也偷空学习文化，在家他还跟全允中学些中医。那时候我们家里人有点小病，都是他看。
他每天晚上背白布送到染坊，早上背回来摆到店里，一次一百多斤，背了三年。他说：“一定要给我的老祖母画张像，她太可怜了，一辈子照顾我，把一点点吃的都留给我们吃，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拍不起。”就要请画师给她画张像。那张画现在好像还在。父亲请画师来家里画像，还办了一桌酒席作陪，让奶奶坐在中间，给她画了一张炭像，那张画像约七十公分高。他用三年背布得来的钱，只够请画师画一张祖母的炭像。听父亲讲这件事我很震惊，心想我要学画，将来学成免费给穷人画像。三年的工钱就勉强够画一张像，太苦了。后来我就自己学画，也请不起老师，没有画样，就去借同学的《芥子园画谱》。借来临摹，描来描去，天天画，后来画得不错了。
我是1931年出生，那时的昆明处于战乱时期，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到处都是难民。你想想，这种时局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能好吗？我是生不逢时。因为是男孩，父母送我到一所贫民窟似的小学校读书，而我的三个姐姐都无缘进入学校。上学之后，因交不起学费也经历了多次辍学。我那时候刚小学毕业，初中上了一年就辍学了。总得想办法读完初中，拿个文凭才能继续上高中。我就插班去，考试入学，造个假文凭。我把同学的文凭借来，照着那个刻个图章，刻得一样一样的。光有学历证不行，还要把前面没学过的课补上。我就把同学那些用过的书借来看，做完作业请同学给我改。他们不是学过了吗，就成了我的老师。
刚上初中时，交不起学费，母亲把结婚时的玉镯子交给我去典当。那时候小啊，只为自己考虑，也不心疼母亲的首饰，那是她出嫁时她的母亲送给她的。我记得到了典当行，老板斜着眼睛，一脸不屑地拿过手镯，问：“是不是偷的？”然后把钱重重地丢在台子上，我捡钱时心想，能上学就不怕他们看不起我。千不该万不该，回家时路过一家画店，我忍不住进去看画，由于精力太集中，把典当得来的钱让小偷扒了。等发现钱已经没有了的时候，我腿都软了，那天怎么走回家的，自己一点都没有记忆。我伤心极了，想到学费没了就哭，在地上打滚，父母耐不住我要上学的决心，带着我去找校长，父母亲让我跪下求情，诚心感动了校长。他说学费可以免除，但杂费不能免。我说我自己去挣，不会欠钱不还的。从此，每天放学以后，我就去裱画店当学徒，挣点钱做读书的杂费。我勤奋、刻苦，学习上一直名列前茅，并在学期末获得优秀学生的奖励，奖励的钱还用来为揭不开锅的家买了些米。父母很高兴，夸我有出息，这次的表扬激励着我，我在心里决定一定好好学习，要有本事才行。正当抗日时期，昆明满城难民露宿街头，日本飞机还一天几次来轰炸，人心惶恐。物价飞涨，一时几变，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我还画了一张画，“卧薪尝胆”，也就一张四尺宣纸大小差不多。我当时在学校画画有点名气，也得过学校画展的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