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日本在中国画新流派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一方面，诸如徐悲鸿和刘海粟这样的艺术家，曾在东京研究西方艺术，后来在中国教油画；另一方面，广州画派的画家正是从日本画的风格中，学习使传统技巧现代化的方法（下文将讨论这两组人物）。傅抱石在现代中国画中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因为尽管他在东京既研究了西方艺术又研究了日本艺术，却始终是一位非常中国化的艺术家。傅抱石于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一个贫穷的修伞匠的家庭，10岁时在一家瓷器店学徒，业余时间开始自学书法、绘画和篆刻。1921年毕业于南昌教育学院，之后留校任教直到1931年。两年之后，得到徐悲鸿和学徒时的瓷器公司的帮助，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留学。在那里，他通过阅读和翻译日本艺术史家，如金原省吾和梅泽和轩的著作，学习东西方艺术史。作为画家，他不能不受到著名的日本画画家竹内栖凤和横山大观的深刻影响。另一种可能的影响，如高居翰指出的，可能来自小杉未醒，后者于1935年任职于东京美术学校，而同年，傅抱石毕业并回国。[29]小杉曾在欧洲待过一年（1913—1914），并以一个西画风格的画家开始他的艺术生涯，此时，他回归日本画派并且成为复兴的日本美术研究所的重要支柱。傅抱石可能始终对横山大观的话耿耿于怀，尽管他没有理睬这种压力。横山大观对他说：“中国人到日本来学中国画，真是太可笑了，就像一个中国人到日本来学做中国菜。你应该知道中国水墨画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高级的艺术。”到1934年5月，傅抱石已经有足够的资格在银座的松坂屋百货商店举办个人画展了。在傅抱石作为画家、教师和中国绘画史专家的生涯中，有不少时间是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度过的，包括大学内迁到重庆的抗战时期。解放以后，新政权给了他荣誉和许多重要任务，其中包括为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制作以毛泽东词句“江山如此多娇”为题的山水画（彩图31）。这件巨大的、辛苦的、相当缺乏趣味的作品是1959年与广东画家关山月合作完成的。到此时为止，傅抱石艺术的鼎盛时期结束了。他始终没有真正符合新社会的要求，为了满足新的要求，他尽力对他的风格和内容进行调整（见第12章和第13章），但是他并不愉快。他的不大正统的作品是萧瑟的和散漫的。他于1965年去世，死于过度饮酒而引起的脑溢血。如果他能活到“文革”爆发，也很难想象能逃脱厄运。傅抱石只画人物、山水或有人物的山水。他的纤弱修长的仕女们使人想起六朝的风格，而他的浓眉长脸的诗人学者们折射着陈洪绶的画风。他的笔墨比明代大师的工笔技巧更微妙和敏感，而对墨与色的处理更为精美和雅致。毕竟是山水画使傅抱石永垂史册。他的早期作品是折中的，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特色。但是到了1940年代，他的个人风格完全成熟了。典型的山水画构图是由高耸的山控制全局，几乎充满整个画面。他不以遒劲的书法式的笔线造型，而代之以大量的轻疾的笔触反复积累，并不断将其丰富成一个泼墨与淡彩形成的复杂肌理。最震撼人心的，是使人想起北宋大师山水画的那种纪念碑式的尺度。可以肯定他的山水画中总会在某个地方出现点景人物，一番兴味盎然地搜寻之后，会发现在前景果然有些画得并不醒目、由于山岩的对比而显得渺小，但画得十分细腻精致的诗人学者式的人物（彩图5）。这种颇富特色的面貌，以及由短线和点活跃起来的躁动不安的闪烁的表面，都来自于他的偶像石涛的影响（他花了多年时间研究石涛的生平和作品）。这些特点给他的哪怕是本小画集，都留下了任何一位现代国画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宽广视野、神秘的氛围和浓重的诗意。他对于江南地区的许多画家，包括著名的程十发、亚明和宋文治都具有启示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