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独立的大师(3)

在家人的陪伴和协助下，他花了近三年（1941—1943）的时间，在遥远的甘肃敦煌石窟，在极端原始的条件下冒着严寒酷暑临摹佛教壁画（第9章将描述这一段非凡的冒险行为），这段经历迎来了他作为学者式画家发展的盛期。很难了解到他奉献了几年的时间，去做如此巨大的工程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这大大加深了他对中国人物画的理解。由于他的工作吸引了公众对这座被忽略的古代壁画宝库的注意，又由于1943年在重庆举办了他所临摹的两百件以上敦煌历代壁画的展览，他对于敦煌研究所于同一年的创建，实在是立下了不可埋没的汗马功劳。两年之后战争结束时，张大千沿江东下，之后又是六年不平静的生活，包括旅居北平、上海、印度、香港、台湾和阿根廷，最后定居于巴西圣保罗北部的牟吉镇（Mogimirim）。在那里以他典型的奢华方式，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中国式庄园①，使他的家人和朋友们围拢在他的周围。他为庄园里一株生机勃发的开着花的巨大梅树作了一幅画（图1.14）。1966年全家又移居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卡梅尔（Carmel），在那里他的身边又聚拢起一个世界，虽然规模小了一点。最终，思乡病使他于1977年回到台北。台北市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为他建造了一所房子，政府对他礼遇有加，视他为活着的国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创作了一些颇为壮观的作品，包括巨幅的荷花（彩图4）和高1.8米、长10米的庐山全景图。后一件作品在他1983年4月2日去世前展出了三个月。他慷慨、奢侈、好恶作剧，永远是明星并且痴迷于当明星。他的朋友学生众多，而以此为荣耀并加以标榜的人则更多。在他生涯的绝大部分时期中，他的艺术是如此折中，以致没有什么个性风格可言，比起例如黄宾虹或潘天寿，其个性特征贫弱得多。更何况，他制造八大山人伪作或颇有说服力的北宋山水赝品的能力，也妨碍他成为一个严肃的创造型的艺术家。但是大约1960年以后，很可能是由于国际舞台上来自更年轻的中国画家的抽象或半抽象的作品的刺激或挑战，他要表现他也能够这样干—他画了一组震撼性的表现主义作品，画中墨与强烈色彩的矿物质颜料混合在一起，相互冲突、对抗着，当他略微加上一点说明性的细节和特征时，画面旋即变成了一幅山水画。这是他晚年的技术突破，由此导致了1968年他为张群将军所作的一件中国现代绘画中的精品《长江万里图》（图1.15）。张大千从不惧怕试验，1972年和1974年他在三藩市作了两套六张石版印刷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图1.16），一旦习惯了这种对他来说稀奇古怪的观念，他便精通了这种把一种颜色敷于一块石版上，把另一种颜色敷于另一块石版上，然后从后向前地推进工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