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廷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在大渡河上架起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
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葛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线，沿途设立粮站、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之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在实际应用上，这条路也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被称为“川藏商道”（川藏北线）。这南北两条路汇合于昌都，使得昌都成为川藏、青藏、滇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也是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
川藏茶马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生活所需。同时，也让长期封闭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并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品、珍贵药材介绍给了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互补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由此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始终与藏区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真没料到，一条路能反映出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轨迹。真是了不得呀、了不得！”趁着次仁扎西停顿下来的时候，诗人李维再次由衷地感叹道。
“你说的很对，地理环境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族及文化集团的格局。”
次仁扎西接着李维的话，继续讲述道。
茶马古道川藏南线、北线延伸在海拔500～5000米的广大区域内，纵占十多个纬度，横跨二百多个经度，众多的民族集团就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再加上河流的切割、山脉的纵横交错以及其后的垂直分布，构成世界上最奇特的地形地貌，因而形成独具一格的地理单元，大大地塑造了不同民族集团的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一区域自然形成的生态格局，给了各民族及文明文化制约与丰润的机会，而茶马古道川藏线的网状贯通，又使这种种文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使得这一区域形成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熔炉。
川藏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的商贾、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形成了兼容互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川藏茶马古道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和睦相处，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并在许多方面相互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我们在康定、甘孜、昌都等地，不仅见到有金碧辉煌的藏传佛教喇嘛寺，也看到了关帝庙、川主寺、土地祠，有些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在康定城里，甚至还有天主教堂和基督教会。
不仅如此，内地来的商人还在康定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四川会馆等民间组织。把川剧、秦腔、京剧等剧种传入藏地，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局面。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和，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出现，民族团结之花在茶马古道盛开绽放，绚烂多姿。
康定，有着“情歌之城”的美誉，大渡河日夜奔流，咆哮着从康定城中心穿过。
登上跑马溜溜的山顶，远处迷人的原生态风光立刻装满眼眶。康定，以那首惊世骇俗的情歌，吸引着世界各地游客的脚步。尤其是对文学、对音乐和摄影爱好者来说，这里更是他们的天堂。
“无论是谁，只要提起康定，就会联想到那首脍炙人口的《康定情歌》，应该说，我们认识康定，就是从《康定情歌》开始的。”次仁扎西变换了一种口气，婉转而深情地说。像是马上要为大家演唱一遍那首闻名于世的《康定情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