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流石分辩着：“背他呀？肯定死沉死沉的，比茶包沉多啦！背他，我还不干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谁不知道你就想背人家红红嘛！”
“我是想着来，可人家不干呀。”泥流石悻悻地说。
“非诚勿扰嘛！”
次仁扎西真不愧是位真正的藏学家，一旦讲述起藏地文化便会滔滔不绝。
“大家都知道，四川古称‘天府之国’，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人已经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了。”
当时，蜀地的商人常以茶叶、盐巴和其他物产与大渡河以外的少数民族部落交换牦牛、骡马等特产。这一时期进行商品交换的道路古称“牦牛道”，也可算作最早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是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崃）、雅安、严道（荥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过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新渡桥、塔公草原）的旄牛王部落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由于这个时期藏地的饮茶习惯还未普遍形成，一方面由于茶叶在内地被视为药品使用，价高量小，另一方面，上层领域和文人雅士对茶推崇备至，尚不可能被内地普通阶层大量使用，以至于能够输入藏地的茶叶数量更为有限。
到了唐代，吐蕃王朝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汲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认识到茶叶在汉藏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实行榷茶制，限定互换的物资，内地为茶叶，边疆为马匹。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颁布实行茶法的朝代。这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形式，就是史学界所称的“茶马互市”。
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路东起长安，经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期，茶马互市还未限定口岸。到了宋朝，朝廷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并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
到了元代，为了发展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大大延伸。
明朝政府特别重视茶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茶叶的数量，抑制茶商投机行为。
据《明史》记载，公元15世纪60年代，代藏区朝贡的人员一次多达3000～4000之数。他们把藏区的牲畜、皮毛、药材、藏香、藏绒、铜佛等特产和手工艺品带入内地，把内地的金银、绸缎、布匹、茶叶及各种生产工具带回藏区。
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许朝贡者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干脆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强与长河西、朵干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运茶，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与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年），又规定乌思藏、朵干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成为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清代，四川与藏地的交往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戍军所需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选派、供应。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交易。不过这个时期茶马交易的内涵已经大大丰富，不仅仅限于茶叶和马匹的交换，还包括了土特产品、药材、手工、百货等各种物资的汉藏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