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权力格局向东转移的同时，重建国际信息新秩序也成为自醒自觉民族和国家的普遍认同。问题是，世界权力的转移是否会导致新的国际冲突？世界和平的理想，是否能够从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文明中获得新的营养？未来的国家实力，如何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找到一种良性的平衡？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真的是世界潜在的规律？
笔者认为，影响世界和平最关键的因素是资源稀缺所导致的利益之争，但与此同时，那种“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之类的二元思考框架，也影响着人们无法超越自我格局的思维定式。这种“你们”与“我们”、“西方”与“东方”的区隔，不仅表现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之中，也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等方面。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布热津斯基的“全球权力危机论”、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到保罗·肯尼迪的“美国的衰落论”，都能够发现“西方”与“非西方”、“我们”与“他们”的实质性区别。诚如保罗·柯文所言：“美国人在处于逆境时，依然可能在感情的最深处不由自主地回到那种经过夸大的‘我们’与‘他们’的两分法思想中去，认为‘我们’代表‘文明’，‘他们’则代表文明的对立面。”这种思维定式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式，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历史上从来不乏智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芝加哥大学的谢尔登· 波拉克（Sheldon Pollock）教授曾出版过一本专门论述世界主义精神的著作，名叫《世界主义》。在该书中，他专门讨论了印度的世界主义精神，以及这种精神与欧洲历史上出现的世界主义精神之间的差异。与世界主义对等的概念——“天下”，同样见之于中华文明。它的确隐含了“世界主义”的含义。“天下主义”与西方的“世界主义”尽管存在差异，但它仍可以看作是古希腊“世界主义”的对应词（杰拉德· 德兰迪、郭忠华，2011）。在西方，随着希腊城邦扩张到波斯，然后又到印度，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思想便自然而然萌生了。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声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第一次清楚地表达出世界主义最初的理念之一就是追求个人自由。而智者学派的安提丰（Antiphoon）的雅典思想家就“以毫不含糊的词语断言，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并谴责贵贱之分和希腊人野蛮人之分”，他的见解“表述了一种坚定的世界主义”。之后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普世观念，反映了人类成员间亲密而安全的关系，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一种个人的自由行为。斯多葛派批评了古希腊人思想中将政治团体局限于城邦的倾向。芝诺（Zeno）认为，一个理想的世界城市应建立在一个囊括更广泛的人类社会成员的基础之上，他强调政治责任来源于强烈的主观情感。公民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即国家应当是一个世界国家的想法，形成了罗马人和基督教思想的世界普救说的基本观点，给当代社会展现了一种超越我们现在所属社会的人类社会的景象。
1772年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他的《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一书中，预见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时代里，再没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甚至英国人之分，而只有一种人的存在——欧洲人。他们有共同的品位、一样的激情以及相同的生活方式。1784年康德发表了《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宣称历史正在趋向于缔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