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以票房好的乐队为主，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因为新乐队需要时间，摇滚乐风格需要丰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比如“沼泽”赔了，本地乐队的成本就低一些，大家一分，都有利润，多余的钱作为基金，可以给下个乐队贴，没关系的。“重塑雕像的权利”第一次来还不是照样赔，也是几十号人，我付演出费给乐队的时候，鼓手眼泪汪汪的。好多年后，他们是中国很多音乐节的压轴乐队。
早期的西安乐队能演出的没几个，必须依靠大量外地乐队。西安乐队要演出必须我去审。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也是摇滚乐从业者的刘凯当时有个小乐队，起了脏了吧唧的一个名字，那年跨年演出，想登上“八个半”的舞台，我就带着姚睿一起去看他们乐队排练，因为新乐队没录过什么唱片，要想知道他们的水平，看排练是最实用的办法。一看，排得不行，以至于刘凯从来没上过“八个半”的舞台。这个态度必须要有，不能什么乐队都上台，必须保证舞台的干净，尤其是售票的舞台。
一些主流媒体总问我一些没法回答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不干了。我觉得摇滚乐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国外的摇滚音乐节里，都是爷爷一辈的人，你跟他聊摇滚乐，没问题，到了现场一样嗨。我们就不行，到父辈这一代更不行，从老崔这一代才开始有摇滚乐。盲目的快没有意义，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真正的中国摇滚乐应该在下一代，现在好多一线乐队还是上个时期的。中国的摇滚乐市场有一个扩展期，老崔那个时候是自生自灭的，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到了“魔岩”的时候一下子把摇滚乐拔高了，“魔岩”就把本来六分的给拉到九分。那也是中国摇滚乐最尴尬的时期，就是被“魔岩”整完以后。因为“魔岩”完全是市场化操作，它是另外一种模式，好多本质的东西你看不到。它完全把乐手透支，超越了乐手的能力，把市场拉起来滚石就撤了，市场紧接着就下来了，但是高度已经在那了，把几年的市场潜力都给透支了。
但是我恰恰觉得，“魔岩”时期是中国摇滚乐真正的商业期，另一个商业期是现在的音乐节遍地开花。起码现在做音乐做得好的话完全可以当作一个职业。音乐节也是表面的现象。大的音乐节也要洗牌，乐队需要洗牌，它必须等新的能量补上来，新的人补上来。未来中国摇滚乐会有一个特别尴尬的时期，这种尴尬是中国乐队的发展完全跟不上音乐节商业空前发展的步伐，音乐节争来争去的全是老一拨乐队，新乐队很少，国内音乐节真是缺乐队。打破再重建，这是摇滚乐最本质的气质，中国的摇滚乐要走的路还很长。
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届音乐节，名字叫“西安青年音乐节”，定的时间是5月4日、5月5日、5月6日三天，当时想的是以本地乐队加上北京乐队做一届户外音乐节，主办方是西安市团委、西安电视台，协办方是华浮宫，地址就在未央湖对面的华浮宫，华浮宫也是那次音乐节的投资方。
演出乐队以西安乐队为主，每天有两到三支北京乐队加入，当时西安不但乐队非常多，风格也非常全面，我还找到了刚转型的病医生乐队的虎子，让他撑下半场的锐舞打碟时间。
我要特别感谢陕西文化的张国强，当时他买了美亚（Meyer Sound）的线阵设备，还有灯光，这些设备当时市价几十万，他只收我五万块。张国强说，他喜欢我们这些年轻人的魄力，喜欢和年轻人合作，并且这次也是作为美亚的一个展示，因为他买回来之后没人识货，就在库房放着，也挺可惜的。几年以后，他这些设备单场可以租到40万。
我们策划这个音乐节的时候，“非典”没那么严重，到了后来所有的事情都就序了，“非典”开始严重了，我们担心音乐节可能会流产。但是“非典”时期的禁演令迟迟没有下，这就重新燃起了我们的希望，可就在音乐节开始前一个星期，禁演令下来了，然后整个音乐节就这样流产了。
如果不是“非典”，这次音乐节可以成为到那时为止，西安摇滚历史上最大的一届音乐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