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李泽厚悲怆无尽(2)

通过这次访谈,李先生觉得我还比较用功,对他的思想也比较了解,因此也很愿意与我继续交流。此后,他回到美国,我就经常给他发电子邮件请教问题。比如,我想研究清末改革是因何覆灭的,列出了李鸿章、梁启超、杨度三个研究对象,他就建议我研究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处晚清军政、外交要冲,一生务实,非他人可比。国内出了一套《李鸿章全集》,售价24000元,我向他感叹价格太高。他说,研究李鸿章也未必要读他的全集。

李先生著述宏富,包括美学、哲学、儒学、思想史等领域,我总以为当下的中国人对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就想与他做一次长篇对话,先生也同意了。我拟了近两百个问题,发给他,他打印出来,在纸上做了简要回答。但他又觉得过于简要,还是决定暂不传真给我,待他日见面我们再详聊,哪知道直到今日,这一计划也没有完成。原因是,他的身体不好,每次回国,我打一两次电话,知道他身体染恙,就不便再致电叨扰了。

2012年我们又见过一次。那次陈明、干春松、唐文明等教授请李先生茶叙,先生让我也去参加,他还专门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带给了我。他们聊的是儒教,这不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茶叙结束,我扶先生回家,趁机才问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路上闲聊,他问我对王蒙的看法,我说,“王蒙进不了文学史”,他笑了。他对国内文学界关注不多,问我国内是否有出色的作家,我给他推荐了刘震云,因为刘震云是时代的批评家,老辣、幽默,他听得很认真。

两次面谈,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媒体人和企业家寄予厚望,反而看不上国内的学术界。特别是2012年这一次,我们在他家楼下惜别时,他明显流露出对我们媒体人的殷殷期盼。我对国内的一些事情表现得有些急躁,他说,不要急,小步走,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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