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岁末，窗外大雾，心情压抑。忽然间想起了远在美国的李泽厚先生，不禁悲从中来。先生85岁了（李先生生于1930年），不知此刻，他在想些什么。我知道，他的心情也不会好的。
我生于僻野，少也孤陋，上世纪80年代李先生执思想界牛耳、全国青年望风景从之时，我才不满10岁，自然无从知道先生。90年代初，先生去国赴美，国内沧海桑田，我更无从知道先生。直到2008年，我小住沪上，问及朋友牛二波：“当今之世，哪个中国人的书最值得读？”他答：“你可以读读李泽厚。”
二波乃隐逸之士，读书既多，见识复高，他推荐李泽厚，我于是听真了，回头就买来了李先生的几本书读。哪知道这一发就不可收拾，以至于读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以至于在此后一两年我读光了李先生在大陆出版的所有著作，而且不是读一遍，他的很多书我都读了两三遍。
一
钱钟书说，你吃鸡蛋就行了，何必要见到下蛋的老母鸡。我不这样看，果如钱先生所言，古时读书人之间的交游就没有意义了。事实上，见到老母鸡是有助于加深对它下的蛋的认识的。
读李先生的书越多、越深，我就越想拜谒先生，好在他每年夏秋之季都会回国住几个月，就这样，我在2010年8月17日见到了先生，在中国社科院分配给他的宿舍里。房子不大，客厅甚至有些局促。先生怕冷，时值仲夏，他在家里不开空调，穿着睡衣，身上还搭一条毛巾被。他回答了我关心的所有问题，末了我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他在香港出版的书能否送我一套。他在香港出了两本书：《告别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他家里只有前一本，转身就送了我，且答应下次送我后一本。
对话录后来辗转发在《南方周末》，反响极大。李先生的朋友、学生看到后，也纷纷表示赞赏，认为我的提问和李先生的回答均好。李先生也很欣慰。前两年他出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还托出版社编辑征求我的意见，最终把那篇文章收进了新书的附录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