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对上匡以正言，曰谏。谏，通俗地说就是提意见、批评。居上者，一般不喜欢其下属提意见。凡进谏，皆出于忠心，但常常因为言辞激切而失敬，或因机会场合不当而冒犯长上，所谓“直必见非，谓之靡上。严又被惮，不得居中”（《唐高力士墓志》）。
是故荀子曰：“谄谀者亲，谏诤者疏。”总之，一般人不喜欢别人提批评意见，这是人之常情。
皇帝处理军国大事，万机之繁，不能不兼听，靠他一个人再圣明也忙不过来。但是，你不喜欢听谏言，是人之常情；别人一般不喜欢没事找事给你上谏言惹你不痛快，也是人之常情。应该说，居上者比居下者更需要别人谏言，需要借别人一双双慧眼。而人为常情所阻，远灾避祸以自保，宁愿钳口不言者居多，怎么办？靠人的自觉是指望不上了，要在制度设置上解决这个死结。所以，设司谏、置言官，专门负责在旁边看，看到偏差过失，及时谏言，同时倾听清议，择善采纳。
宋太祖、宋太宗二朝，励精图治，从上到下，虽有过失，但总体上是奋发向上的。宋太祖听臣下谏言，可以说是每闻谏诤则喜，进谏者无论所言是否切当，太祖都能看出谏诤者的良好用心，即便不予采纳，也嘉奖慰勉之。君臣可谓心心相印，上下一体。上下一体、心心相印，不是谄谀取媚君上，也不是土匪出身一起扛枪一起嫖娼那种亲密无间，而恰恰是谏诤抗言，上下得心。宋太宗时，“陕西愣娃”寇准常常危辞切谏，有时候说得太宗都生气了，站起来就要走，寇准猛扑上去，拉住太宗的龙袍说：您先坐下嘛！坐下嘛！有啥话咱慢慢说嘛！然后把自己的话全部说完。弄得太宗没脾气，几次这样谏诤，太宗渐渐觉得寇准的意见提得对。于是叹曰：朕得寇准，犹唐太宗得魏征！
谏言者，一般没有好言辞，即话说得都不好听。所以进谏是件危险的事儿，谏官是个危险的职业。但是，正如京剧《法门寺》里宋巧姣唱的两句散板“民女宋巧姣有深冤，地方官不作为”，父亲陪她去拦太后进香的鸾轿鸣冤告状，她父亲见皇家威仪前呼后拥，有点害怕，劝女儿：咱这状不告了吧。女儿说：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告。父亲说：民告官可有罪。宋巧姣唱：“明知道深山有豺狼虎豹，哪一日峻岭上断了砍樵！”这两句过路的唱词，一般演员唱得并不用心，随口就带过去了，但是这两句词真可谓“近乎道矣”！把很多事情都说清楚了。谏诤者也是这样，明知道提意见会惹上面不高兴，让人生气，自己绝不落好儿，但是，有意见不提，犹如青春期的脸上有粉刺不出一样难受，非说不可。儒生给秦始皇谏言，去一个杀一个，一连杀了二十七个，谏诤者前赴后继，残暴如秦始皇自己心里也发毛了。他举起屠刀之时，在内心里其实已经被谏诤者打败了。
谏诤者并不是专门找别扭，正如亲近者并不是一味地谄谀阿附一样。谏诤者是用一个类似客观的道理、标准，来比照指出君上的过失。宋真宗其实是个不错的皇帝，但是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说严重点儿，可以说是宋朝命运的转折点。他被阴险狡巧的王钦若忽悠，王钦若下了一盘很大的棋：绑架皇帝以打击排挤异己。真宗承继太祖、太宗两朝积累的雄厚成就，又在寇准的辅佐下，与契丹签订盟约，以经济援助的方式，了结了两国历史性的敌对关系，使两国一百年无大的冲突，因此志得意满。王钦若说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要去泰山封禅谢天。真宗不像太祖太宗那样吃过苦，所以性格活跃，容易动荡。人家说他功德全备，应该学史上谁谁去泰山封禅，他就心里痒痒得不行，想去。谁知道一答应就被绑架了——皇帝的决策就是十分重大的决策，不能随便更改。否则惹天下耻笑事小，让天下人从此内心深处轻君即鄙视君上，问题就严重了。要封禅就要有许多舆论准备，于是在王钦若的安排下，一会儿哪儿又降甘露了，一会儿哪儿又出瑞兽了，一会儿哪儿又开奇花了……反正，自从真宗想封禅，大宋朝天南地北所有的祥瑞征兆都攒堆儿似的出现了，跟约好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