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开始，中国被深深卷入全球经济危机，这应该是三十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政治决定的某种结果。该会议号召全党用经济建设去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这导致原本应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法则被引入社会主义的中国。直到新世纪的第十个年头，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最终承认，但是，中国正在加速度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经济危机让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全球化的影响。的确，按照通常的观点和经验，全球化源自经济的力量。像阿兰?鲁格曼（Alan Rugman）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可以定义为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另外的学者则认为全球化应该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领域的复杂过程。但是，主要由经济力量导致的政治和文化的综合实力事实上全面影响着人类的其他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艺术家面临两难：一方面，他们明确意识到价值的区域化标准不能构成艺术价值判断的权威与合法性；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建设又受到全球化的挤压而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充分的民族国家文化的系统建设。因此，当失去西方的选择机会时，艺术家们会感到失去了价值，而当西方人有所选择时，又难免有“文化殖民”的嫌疑。早在1990年代中期，批评家黄专将由此产生的矛盾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表现表述得十分清楚：“文化含义上的第三世界的当代艺术在表述自己的思想和问题时，始终面临着这样的悖论：从处境上看，它在不断反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压迫，摆脱自己的臣服地位时，又要不断小心警惕避免使这种反抗坠入旧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从方式上看，它在不得不使用第一世界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来确立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时，又要不断警惕叙述本身有可能给这种身份带来的异化性。”
在艺术领域，1990年代若干艺术问题的讨论以不同的形式延续到新世纪，而那些在1980、1990年代充当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重要角色的艺术家已经进入了中年以上的人生阶段，艺术的敏感性与问题的差异性正在年轻的一代艺术家身上呈现。不过，考察年轻艺术家的工作已经不同于分析1950、19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的艺术。大多数1970年代尤其是中期以后出生的艺术家对1978年之前的历史没有直接的体会，他们出生的时候，正是这个国家开始恢复国民经济并且通过西方思想——这次主要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检讨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他们直接受惠于对西方知识与思想的开放和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却仍然没有在教科书里读到多少关于1949—1978年三十年间的中国历史，因此，他们虽然得到了部分西方新知，却缺乏历史比较的经验。当官方通过各种媒体与机会将宣传与教育大致限制在对改革的赞美的时候，可以想象，这个年龄范围的人对历史并没有因为开放而获得太多的知识。的确，西方思想已经充斥于知识分子的话语和社会各个角落，但是，在官方控制的教育领域，从小学到大学，学生接受的政治与道德教育仍基本被限制在党的意识形态和政府宣传的范围，人类文明的基本知识与传统的道德教养并没有得到全面而系统的传播，至于普世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始终未被充分讨论的模糊概念——至今也时常受到批判。党与媒体的确越来越多地宣传民主、公平与正义这样的概念，但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一党执政，“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和社会制度仍然存在着。多少矛盾的是，尽管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给不同形式和性质的个人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可是这不等于人人对关于民主制度与自由思想的上下文有系统的了解，部分青年人经常将个人自由理解为任何人可以为所欲为，在讨论具体问题时缺乏情景与历史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