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占地两百坪3的日本式大宅子里，窗外看不到的不幸之事一一发生。接着我出生、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年幼开始有记忆之事，便是外公弯曲的背影。我出生的时候，外公帮我取了一个原名“陈文雪”，我弟弟出生时也是他取名“陈文逵”，一个纪念他最敬重的女士谢雪红，一个纪念他坐牢的好友杨逵。我的妈妈虽是外公最疼爱的女儿，却因从小家境太好，初高中已坐名车上学，没一丁点父亲左派的遗传；嫌弃“文雪”像“菜市场”的俗名，便从翻译的外国小说《小妇人》里找了一个“茜”字；可惜此字看起来虽然时髦，但真念对的人少极。小时候，老师总念错我的名字，成了“陈文西”，更土！
外公虽过世，我仍活在他的影子里。我在他留下的樟木大书桌上写功课，磨老砚台；或躲桌脚下，啃读张爱玲的小说。有时会听到关于外公的闲言闲语，外婆从不说清。阿姨们曾说晚年外公曾拿菜刀警告他的女儿，“谁嫁给外省人，不如把她剁给猪吃了。”但外婆又说，他像神经病，老爱秀没人听得懂的上海腔国语。在我家收藏古董的和室空间里，有一只宋朝的青瓷碗，另有一只日本大漆器盒里装着来自大陆的银制小盘、贝壳小鱼、铜器古董，还有小时候我无法分辨好坏的卷轴国画。外公独占的书房有中文书籍，中文杂志；墙上挂着一幅李石樵的人像画，现在若留着，大概值数千万吧。外婆说，李石樵每喊穷，外公就买他一张画，来家里的客人谁喜欢了，就送谁。
杨逵晚年遇着我，听说我是何集璧的外孙女，高兴地抓着我的手，说当年外公与朋友创办台湾第一本文学杂志《台湾文艺》时，外公力排众议坚持非找杨逵当总编辑不可；外公为此特地上山找着了砍柴的杨逵。杨逵说，没有我的外公，就没有《送报夫》这些小说的发表。
外公好友中，还有一位著名的医师作家赖和。他们共同在《台湾文艺》发表文章，外公天赋稍差，只写随笔，笔名“何光天”。我说外公文笔不够好，少了朋友们的文采，杨逵却替外公开脱，说他中、日文兼着学，坏了底子。
外公死了之后，我们家便无人从政。这是一个尝尽政治冷暖的家庭，直到我二十岁参加党外运动。疼爱我的二舅从美国飞回来怒责我，问我要走上外公的后路吗？我陆续辞去律师事务所及《中国时报》主编工作，为林义雄太太等助选，一毛钱收入都没有。母亲痛责我，我回答她，“钱不重要”；结果除夕，我每吃一口肉，每夹一道菜，妈妈就讽刺，“你不是说钱不重要吗？若不是钱，这些食物从哪里来？”第二天，妈妈上班，我找来搬运公司，收拾私人衣物，离开我与母亲仅缘分不到五年的家；从此将近半年，断绝母女关系。直至妈妈找了我的好同学徐履冰，上山看我住在一个十坪大的小套房，妈妈大哭，只说：“我不是赶你走，我只恨你为什么参加党外，你不怕被关，像你外公一样毁了你的一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