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飘浮的种子 (3)

一九八六年我出国读书,全家从此才松了口气;一九九五年,我再回国从政,台湾已走上民主之路,再也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理念付出坐牢或失业的代价;我的家人才与我和解,然后渐渐以我为荣。

在外公的家长大,他的人生一直是我追寻的答案。我博士论文原主题即是研究“二二八”屠杀,从“二二八”、南京大屠杀、左宗棠屠城、纳粹大屠杀,接着以色列杀巴勒斯坦人······我的研究原本从恨开始,却在宽恕中结束。当我阅读越多历史时,我发现屠杀是一个多么容易不断循环的悲剧;屠杀是历史上国族统治者为统治利益创造杀人借口的手段,历史上层出不穷,根本无关族群。

我在外公所遗留的人生悲剧中,从此竟与他走上不同的路,我不愿步他后尘,从一个民族主义,逃向另一个族群主义。

于是,瞬间,我竟成了另一颗无法落根的种子。

一九九六年年底施明德主张“族群大和解”,民进党基层群情哗然。我并非权力核心,事先不知情,在电视台录影时才被邱复生告知此事,邱还问我:“施明德是不是疯了?”我笑一笑,没回答。接着上了张雅琴主持的《TVBS晚间新闻》接受专访,我一个字一个字说出令民进党群众难以置信的话,“我支持大和解;不可能永远一群人恨着另一群人,‘二二八’的屠杀是蒋介石及其部队的责任,不是外省人的责任。”

我含着泪说着以上的话,脑海里想着我那孤独弯曲的外公身影。

是的,我亲爱的外公,我身上流着你的血液。你的伟大与你的潦倒,你的时代与你的痛苦,一一收在我的心中。我无法还给你具备尊严的晚年,但我同时愿意继承你独特的热情、慷慨与勇气;我相信,愈爱你的人,了解时代愈深,也愈愿意宽恕这一切。

外公过世后,我常常一个人在台中大院里转来转去,日本式的木条栅栏挡不住不幸一点一滴地侵蚀这个家庭。外公生前在院子种下仙人掌,苍劲依旧,可是主人早已枯萎,不论他的躯壳还是生命毅力。另一棵夹竹桃,被二舅在某个暑假狠狠砍了;他说这是一棵含毒的树;好像说着外公正巧碰上的时代。他的人生种子落在明治后期,“二战”期间,中国与全球的革命风潮改变了所有理想的知识青年。在人类时代的剧本里,我的外公注定得扮演飘浮的种子,没有早一步,也无法晚一步,刚巧遇上了往前往后都没有退路的台湾人命运,除非他愿意出卖自己。

“二二八”时,他等于已经死了一次,但他逃掉了;接着,在一切的弃绝中,祖国、家庭、身份、情感……所有的弃绝皆发生后,他的躯体弃绝了他。他死的时候五十七岁,只比现在的我大四岁。

外公悲怆的晚年,给了我从政时期奇特的启示。当我觉得为了权力或生存已不忠于自己的心时,千万不要逃,不要投降,无须躲避。该来的,让它来;该离去时,勇敢地离去;人生不用拖泥带水。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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