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缅因州在表演前总是吃得饱饱的——白亚麻桌布上摆满了冷盘、鲜鱼和烤肉，如果缅因州饿着上阵，那麻烦可大了。被弗洛伊德事先填了个饱、撑了一肚子的熊，骑起车也老实得多。它稳稳地扶着车把，看来甚至有点呆滞，仿佛生理上迫切需要的是一个饱嗝，或者大泻一顿。
“这种小儿科表演，根本是赔本生意。”弗洛伊德说，“这地方太高级，来的都是势利眼。我应该找群比较俗的观众，会玩宾果，不光是跳舞。我应该去比较‘民主’的地方——有赌斗狗什么的，懂吧？”
父亲不懂。不过，他看到那些比拉科尼亚堰堤或汉普顿海滩更低级的地方时，一定大开眼界。到处是醉鬼，大家愿意花点闲钱看熊表演。亚布纳的观众对弗洛伊德和缅因州是太过高尚了，甚至高尚得不会欣赏那部三七印第安。
然而父亲知道弗洛伊德无意离开。夏天在亚布纳的钱很好赚，只是熊没变成他想象的金矿而已。弗洛伊德要的其实是别的熊。
“这熊实在太笨，”弗洛伊德对我父母说，“根本没理由要人家提高报酬。话说回来，你要是在二流度假地敢催人给钱，麻烦才多。”
母亲握住父亲的手，警告地使了点劲——或许在她看来，他正在想象那些“麻烦”、那些“二流度假地”。但父亲想的是他哈佛的学费；他喜欢三七印第安，也喜欢缅因州。他从没见弗洛伊德费过半点力气训练熊。而且年轻的温·贝里对自己很有信心，巴布教练的儿子相信，天下没有他想得出却办不到的事。
前阵子他计划过，在亚布纳度过夏天后，他就要到剑桥租个地方，找个工作——最好在波士顿。这样他就能一边赚钱、一边熟悉哈佛附近的环境，一旦学费存够，马上可以注册入学。在他想来，这样说不定还能边工作边念哈佛。母亲当然很中意这计划，因为波士顿和得瑞之间有波缅线的铁路——那时列车班次还不少，来往十分方便。她已经开始想象父亲周末来看她的情形；而她，或许也会偶尔适度地到剑桥或波士顿去看他一两回。
“你对熊懂多少？”她问，“对摩托车又懂多少？”
她也不喜欢他另一个主意，如果弗洛伊德不愿把熊和三七印第安割爱，父亲就要跟他到林场去。温·贝里身强体健，但绝不是个粗汉子；而在母亲想来，林场这种低三下四的所在，父亲一去绝免不了被同化——连回不回得来都是问题。
其实她根本无需担心。等到夏天结束，事态变化之大之烈，远超乎父母微不足道的计划所能预期。1939的夏天就像当时还没有名称的欧战一样劈头而来，无处可躲；而他们——弗洛伊德、玛丽·贝兹和温·贝里——就像肯尼贝克河口遭到狂风横扫的鸥群，被那年夏天席卷而去。
八月底的一个夜晚，母亲送完晚餐，刚得空换上马鞋和槌球长裙，在自己房里的父亲便被电召去照顾一位受伤的男客。父亲奔过槌球场的草地，母亲正在那里等他。她肩上倚着一支球棍，林间串起照明的灯泡映在她身上，有如圣诞节时般幽幻——在父亲眼里，母亲“就像个拿着棒槌的天使”。
“我待会就来，”父亲对她说，“有人受伤了。”
她跟着他过去，和一群人一起奔向旅馆的码头。岸边灯火辉煌，停着一艘闹哄哄的大船。甲板上有个铜管声震耳的乐队，浓重的油料和引擎废气发散在咸咸的空气中，混着稀烂的水果味。显然船上有一大缸水果酒，乘客不是拿它往身上泼，就是拿来洗甲板了。码头的最前端有个人仰卧着，脸颊汩汩流血——他上船时从梯子上跌下来，脸给船栓弄得开了个口子。
那人是个大个子，月光映得周遭一片深蓝，令他看上去满脸是血。来人一碰到他，他就坐起来大吼：“Schei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