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严肃的消息一定令父亲印象深刻。他满心想进入哈佛——还有这个世界——根本没考虑会有一场战争来扰乱他的计划。白衣人的话使父亲当晚第二次去握母亲的手，母亲也再次回以相等的力气；两人就这样礼貌地等着，看那人是要抽完他的烟道别，还是继续说下去。
但那人只再说了一句话：“然后，这世界也就容不下熊了！”他笑起来牙齿跟那身礼服一样白。由于风的缘故，父亲和母亲都没听见烟头扔进海里的嘶声——也没注意到帆船再次驶近岸边。直到那人忽然往梯子走去，矫健地往下攀，玛丽·贝兹和温·贝里这才发觉白色帆船已经滑进码头，那人正好跳上甲板，甚至连绳子都没用。未起帆的船在另一种力量推动下缓缓发出轧轧声，不畏夜深地朝西南方而去（返回波士顿或纽约）——穿白礼服的男人对他们喊的最后一句话，便失落在引擎声、拍击船身的海浪声，以及用万钧之力戏弄鸥群（像别了羽毛的休闲帽，被醉客抛在水里载浮载沉）的风里。终其一生，父亲一直遗憾没有听见那人说些什么。
弗洛伊德告诉父亲，他遇见的是亚布纳旅馆的主人。
“Ja（德文的“对”），就是他，没错。”弗洛伊德说，“他都是这么来的，一年只在夏天来个一两次。有回他跟这里的一个女孩跳舞——最后一支舞，然后就没人见到她了。过了一礼拜，才有人来把她的东西拿走。”
“他叫什么名字？”父亲问。
“大概就叫亚布纳吧！我想，”弗洛伊德说，“有人说他是荷兰人，但我从没听过他的名字。他对欧洲很清楚倒是真的——这点我确定！”父亲很想追问犹太人的事，但母亲用手肘顶了顶他。他们刚下班，正坐在果岭上——翠绿的草地在月光下转为湛蓝，旗杆上的红旗随风飘动。叫缅因州的熊已经除下面罩，正靠着细细的旗杆想搔痒。
“过来，笨熊！”弗洛伊德对熊说，熊不理他。
“你家人还在维也纳吗？”母亲问弗洛伊德。
“家里就只剩我姐了。”他答道，“打从去年三月就再没听到她的消息。”
“去年三月，”父亲说，“正是纳粹占领奥地利的时候。”
“Ja，还用你说？”弗洛伊德说。旗杆一压就弯，缅因州搔痒不成，一气之下把它一巴掌拍出洞口，让旗杆在果岭上滚了个圈。
“耶稣基督，”弗洛伊德说，“我们再不换地方，它恐怕要在球道上挖洞了。”父亲拾起无辜的十八洞旗杆插回洞里。母亲今晚不用当“招待”，身上还穿着打扫客房用的制服，这会儿连忙跑到熊面前喊它。
那熊几乎不跑，只是蹒跚地走——而且绝不离摩托车太远。由于它常在车上擦来擦去，挡泥板的红漆亮得像铬钢一样，连侧座凸起的圆锥点也压凹了。缅因州经常给排气管烫到，因为它老在车子还没冷却时就靠上去擦，弄得管子上满是烧焦的熊毛——仿佛摩托车也曾是只毛茸茸的野兽。因此缅因州身上的黑毛缺了好几处，还有些地方烧得又焦又平——颜色活像晒干的海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