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的雪铁龙 DS 是现代雕塑的一个范例，它强化了菲利普·金提出的观点。雕塑的表面不再是粗糙的、坑坑洼洼的，而是平滑的、反光的。对于1960年代的雕塑，我们无法于中心处寻找到雕塑的意义，中心处并没有生命力，也没有隐藏的赋予生命意义的内核。意义就在表面。菲利普·金的《花蕾》（Rosebud，1962 年）展现了一种光滑的现代材料——玻璃纤维——以及对色彩的新用法［图57］。
关于《花蕾》表面的说法也适用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的《白色布里洛盒子》 （White Brillo Boxes）［图39］或理查德·阿特什瓦格（Richard Artschwager，1923— ）的《铺着粉红桌布的桌子》（Table with Pink Tablecloth）［图40］。波普与非具象雕塑之间的区别在这个时期是不明确的，往往是暗示性的。将“低级”容纳到艺术中的主张，与对纯抽象及“高级”艺术的纯正严肃性的维护，若将这两者视为对立面，则在解决“高—低”艺术之争的问题上未免失之于简单粗暴。这两者都拒绝了1950年代的题材与材料，并重构了现代艺术的观念。波普艺术通过吸纳现代生活，并以类似于广告的新型营销与传播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而非具象艺术则是通过使用现代材料——从特种金属到玻璃纤维和注塑塑料——做到的。在抽象雕塑中的色彩运用也有别于当时运用传统材料（铸铜和木头）的新艺术。完整的表面色彩甚至有助于非具象形状与批量生产物品的组合。
雕塑与日常事物的相似得益于基座的消失，没有基座的雕塑就像地板上的其他物品一样，直接搁置在地面上。基座是雕塑特有的标志，是它区别于其他门类的首要标志。雕塑的可移动性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对“这种区别到底是什么”的质疑，这也正是波普艺术在雕塑方面的主要关心问题。沃霍尔的《白色布里洛盒子》以及阿特什瓦格的《铺着粉红桌布的桌子》与现实生活中的盒子和桌子的区别是什么？同样，这些立方体与其他被称为艺术的立方体——例如罗伯特·莫里斯的作品［图66］——的区别就只在于不是盒子或桌子吗？雕塑总是比绘画更接近真实，它与人及物体一样占有空间，而绘画的空间是虚构的，是完全由画家创造出来的近似真实的空间。雕塑基座的消失突出了新的三维艺术与传统画框绘画之间的对立，因为基座之于雕塑犹如画框之于绘画，都是用以将它们与周围环境区隔开来。
1960年代初的三维艺术，不论是极少主义的纯粹非具象还是波普的新现实主义，总是不断地涉及立方体与盒子，这是我们把它们与工业产品联系在一起的方式。甚至绘画也在接近实物物体。例如，1957年，法国画家伊夫?克莱因在米兰的那维利奥画廊展出了一幅涂抹着单一蓝色的作品，颜色涂在绷于画框的画布上，作品悬挂在墙上，而涂色的画布本身便可以视为一个物体。克莱因的这类作品后来被美国艺术家兼批评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1928—1994）囊括在了其对“特殊物体”（specific object）的定义之中。 特殊物体是贾德认为在绘画与雕塑之间形成的一种全新类型的艺术作品，其区别在于很少甚至没有内在部分（没有“构图”），但却拥有作为物体的全部特征。属于这种类型的杰克逊·波洛克与莫里斯·路易斯都被认为是另类画家，因为“满幅”的绘画意味着这件作品不再只是用于观看画布上的色彩，而是要将颜料与画布作为一个整体事物去观看。绘画此时便如同一件物品。从雕塑的角度来看，同样重要的问题在于：构图被单一的形式所取代，因此雕塑家不再因构图技巧而被欣赏，而是要建立起艺术与生活，或艺术与工业产品之间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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