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里退思园中的飞檐 台北道教圣地指南宫
象征福禄寿的剪纸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的心灵十分复杂，但在深处却异常简单，这就是其心灵秘密之所在。中国人对形象的理解如此可靠，以至于形象在中国艺术里被合乎逻辑地扭曲，乃至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一旦形象理论被情感激动的闪光照亮，或者当理论面临着构筑一件流传百世并立即产生有益效果的作品的紧迫性时，形象理论同样能够达到本质性的、深刻的美的高度。不要以为中国人的园林缺乏清新和静谧，更不要以为他们培育的奇花异卉在胜利交响乐不绝于耳的乐声中没有把全部东方世界的元素——从珊瑚礁到珍珠河，从龙纹锦缎（以帝王之色黄色为底，并缀以花饰图形，帝王的象征龙以红或蓝两色绣在美丽的锦缎之上）到光彩闪烁、纹路模糊的彩釉，从云霞间星起星落到被雨水涤荡过的澄碧的天空——都云集其中。
我们尤其不应轻信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人的建筑艺术由于用料轻巧且最古老的代表建筑时间不早于公元10世纪，因此就缺乏科学性和稳定性。为了使建筑物既防热又防雨，中国人善于使屋顶倾斜，使房檐翘出。他们用重叠的木梁互相嵌合，有的结实，有的轻巧，奇妙得如同造化之物。像罗马人一样，他们也属于有辽阔领土和悠久历史的民族。在他们的疆土内，高山峻岭、浩瀚沙海、苍莽森林、大河巨川交替出现。中国尤其懂得如何赋予实用性建筑物——桥梁、牌楼、筑有雉堞的城墙、盘山越岭护卫平原的万里长城——以这种气势。无论它显得轻盈还是沉重，它总是那般雄伟，那般坚定，如同雕塑的底座。正是在这一底座上，我们奠定了完成我们全部使命的坚定信念。他们像尼罗河谷的古代雕刻家，以一种造型起伏打破了陵墓神道的悲凉气氛。这种起伏显得如此宽阔，如此简略，以至中国艺术家似乎在孤寂之中面对着永恒，使他们得以将起伏的沙丘和逶迤的山岭，将环形的田野和球状的天空，全都艺术地概括进造型结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