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构局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宁愿保持它的原貌，但求在这篇新的开场白中作些解释，其中原委和我最终放弃重写第一卷的缘由如出一辙，因为异国情调的艺术，甚至在当代的表现形式里，似乎也是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中世纪艺术的姊妹，在反映出历史的一致性的同时，可能引起严重的混淆。我承认，对我的指责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前提是我们遵循历史学家的古训，认定中世纪是在1453年这个命中注定的年代结束。那时，百年战争硝烟尽散，拜占庭帝国同时也寿终正寝。这种划分历史的方法自有其方便之处，对此我并不表示非议，但它毕竟使人感到有牵强附会之嫌，正如懒汉声明要劳耕苦作，酒鬼表示不再酗酒，暴徒忏悔不再作恶，或者逆来顺受之辈信誓旦旦要成为铁面无私之人，心醉神迷者决心从此以后看破红尘一般。所有这些人无不宣布自下星期一吃罢早餐后当即改弦易辙，这一日期岂不令人大惑不解、不可思议。实际上，我们运用“中世纪”一词，不知不觉中是指政治社会机构、宗教愿望和哲学派别的总和，它们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得人类的各种精神状态，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呈现出或近或远的亲缘姿态，这一点在我们使用至今的某些表达方式中便可得知。不妨概括地说，每当一种日益增长的好奇心冲破几乎一统天下的集体幻觉的禁锢，推动人类通过个体实践、依据客观标准来探索内、外部世界的奥秘，中世纪精神便不复存在。它不是暂时沉睡，就是摇身一变，融入人类的未来变革之中了。
《尼贝龙根之歌》手稿 1220—1250，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立博物馆
无论什么时代的人都在思考，或者努力思考，哪怕是为了免除饥饿和满足性欲，它们尤其是后者，便构成了人的最高追求。不过有时，原始居民几乎共有的统一信仰突然会发生强大作用，拉拢、引导、蛊惑、征服人心。它几乎总是以宗教为综合表现形式，摧毁一切异端，大唱社会的和玄学的赞歌，造型艺术和诗歌艺术一向有力而质朴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只有当这种信仰衰弱了，个体才得以从芸芸众生中浮现出来，试图主宰环境习俗，指示新的方向，开拓新的出路。这种惊世骇俗的变革早在欧洲14世纪甚至13世纪——例如在意大利——即已萌芽，思想的一统局面宣告瓦解。可是在500年后的今天，至少是昨天，在波利尼西亚或非洲的原始部族那里，人们依然故我。根据我们对中世纪文化的定义，他们似乎尚未进入“中世纪”的准备时期。更为令人惊异的是，一些具有灿烂文明的民族，如伊斯兰国家、中国，尤其是印度，无论欧洲文化的进展如何影响它们，其社会、政治、宗教、道德形态与100年前，甚至15至20个世纪以前仍然大同小异。神权的、封建制的乃至哲学思潮的一统局面，将人的意志与求知欲封闭在几乎一成不变的范畴内，使得它们，包括它们的艺术表现，只是在表面上较为接近西方中世纪那些模糊不清的时代。个体几乎完全寂寂无名地陷没在群体之中，犹如珍珠被淹没在大海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