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为这种和谐的最崇高、最富表现力的形式，作为仰仗对物质和智能的厚爱来证实它的一致性的生动形式，当伦理性宗教的出现否定了艺术活动的作用，并促使人性走向它一贯遵循的道路的反面时，艺术就得和崇拜自然的信仰同时消亡。犹太人曾经在西方思想中宣扬过伟大而贫乏的灵魂孤独，他们仇视并谴责形式，同出一辙的阿拉伯人也表示过对它的轻蔑。应该让整个欧洲，它的海湾，它的山脉，它那肥沃的平原，清爽的空气，多样的地形和它为精神提供出路的那些问题联系在一起。让居住在那里的人民，在经过十个世纪的痛苦斗争和不懈的时断时续的努力之后，摆脱包括阿拉伯思想和希伯来思想在内的紧缚。要让印度在佛教思想的主旨中战栗，在努力显示其力量及动人的美色的同时，感受到由繁殖和死亡带来的山河迁移的不停运动，以使它增建那千万个活神的庙宇。
当吠陀印度的泛神论和埃斯库罗斯悲剧时代的多神论达到各自表现形式的顶峰而开始走下坡路时，在那些开始声称意欲一统天下的显赫的道德宗教的内蕴中，无不出现同样的沮丧心理，并对最终毫无用处的行动感到失望。人类处处都在厌倦生活，厌倦思索，就像当初他们自己热爱行动时颂扬勇敢那样，颂扬这种倦意。基督徒的逆来顺受，佛教徒的涅槃主义，阿拉伯人的宿命论，中国人的传统主义，都产生于摒弃努力的悲观主义的需要。阿拉伯人之所以能逃避这种令人气馁的思想造成的结果，只因为先知对他们的唯一苛求是重视外在的努力。这符合他们游牧生活和征战生活的需要，戎马颠沛可以保证他们用死亡换来的安宁，他们驱使被其征服的人民为他们劳作。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幸免，只是因为他们缺乏理想主义，他们讲究实际的精神所倡导的恰好是为了让自身的活力束缚和延缓行动。善于归纳的西方人和耽于声色之乐的印度人要摆脱这种局面，只有利用教义强加给他们的安宁，借以在他们的土地上重新植入其本能的根系，并且用改头换面的方式全力以赴地反对离经叛道的思想。释迦牟尼和耶稣的弟子们早已向各自的信徒们灌输两位至尊的观念，但却把代表无所不在的爱和随之而来的无处不在的行动的这两个人的真正面孔遮掩得严严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