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遥远的中国文明返回自己的往昔而推迟其消亡之日，当印度为平息自身的狂热而向亚洲传播一种宗教时，亚洲文明的波涛渐渐淹没了西方世界曾一度经历过光辉灿烂而又宏伟壮丽的青春时期的河岸。有史以来，潮起潮伏。从伊朗高原到濒临大西洋的那片清新宜人的土地上，居住者随波变动。几次悄无声息的入侵，增加了欧洲北部平原的人口，这些人将重新唤起南欧人的纯真，后者因跟亚洲订下一个过于使人心烦意乱的契约而使自己的内心信仰大为削弱。我们曾看到，腓尼基人在把迦勒底和埃及的科学与理想带到希腊以及意大利的同时，也带去了印度神秘信仰狂热的反响，由此在西方世界的一切生活领域里产生了具有神秘色彩的震颤。我们曾看到，希腊在亚历山大的推动下，在印度混沌、惰性的灵魂中点燃了富有感召力的思想火花，而罗马则接受了亚洲的逸乐主义；当这种思想给罗马带来和平时，运动的节奏渐渐趋于疲竭……缔造世界未来的热浪席卷过后，一场大的歇息势在必行，人类的本性也该有所反省，以便使过于绷紧的头脑和误入歧途的理智，忘却征服外部世界和追寻其本性之源的念头。
自希腊灵魂的大一统局面开始解体，自两种流派的分野在哲学家的思想和艺术家的灵感中日见端倪，自柏拉图和普拉克西特利斯将精神生活与利西波斯和亚里士多德的实利主义两相对立之日起，处于青春年少时期的人类便不再迷恋外部世界。两种主潮——打碎本能冲动的理性主义和紊乱人意志的享乐主义走向了它们各自努力的反面，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为传道者打开了通道，他们为以往过于哀怨的生活而悔恨，在困惑不定的众人的心田中播下种子，鼓动他们赎补追求肉体淫欲的弊端，唤起他们对心灵的关注，宣称西方人还需要一千年才能在一种新的平衡中找回他们的尊严。
正是由于形而上和道德的唯灵倾向的融合，正是由于我们摆脱了自身的罪恶和堕落，摆脱了绝对存在的观念（在这种绝对观念前，我们有权为自己降生于这个世界感到懊丧），才使得一神论第一次毫不妥协地在希伯来先知们的教理中形成了。从此，上帝脱离了人世，人除了个人生活外，再也无法触及它。神学家们所谓的这种神的统一性曾给我们的心灵灌输过可怕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或许曾为我们所有人接受，现在仍对我们每个人构成一个无法摆脱的考验。正是它让我们在漫长的世纪中寻觅我们自己，正是它一千年来在我们心灵深处维持着满足肉欲的渴望与获得拯救的希冀的痛苦斗争。也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明白我们的能力恰恰存在于倍受煎熬的痛苦中，存在于纯粹的动物性和从神圣的理智中获得快乐的和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