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进入倒计时，窗台上的那两盆绿色植物，也像约好追赶那个日子似的，在噌噌地长。它们青葱，鲜嫩，静若处子，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修长而又紧密簇拥的叶片，翡翠般晶莹，就像一束束绿色的光，从清水卵石间洁白的根茎中射出来。早晨醒来，看见它们比昨天又长高了，长茂盛了，我总会情不自禁地问候一声：你好，水仙花。
其实，我是在问候一个人，一个藏在远方的人。
这个人知道我喜欢水仙花，每年都给我寄这些状如洋葱头的花种来，整整寄一麻袋。渐渐的，我的朋友们，比如每天伏案写作的张抗抗，就像生物钟似的，每到春节前差不多的日子，就会准备好精美而雅致的花盆，等着我打电话过去，告诉她花种到了。但那个藏在远方每年给我寄花种的人，却从来不留地址，都是先捎给他在北京的某个客户，再通知我派人派车去取回来。我至今不知道这一麻袋的水仙花种，是坐飞机来的，还是坐火车或近几年才有的高铁来的。
和他偶尔见过的一面，过去34年了。记得是1981年初冬，当时我老伴李振军同志还精力旺盛，活得丰富多彩，他除去担任部队政治部领导外，还酷爱书法和花草，算个书法家吧，上上下下结识许多具有同样情趣的朋友。一天，他接到彭冲同志的夫人骆平大姐打来的电话，说彭冲同志和她共同的故乡福建漳州在中山公园举办水仙花展览，邀我们一块去看水仙花。骆平大姐老资格了，比我出生还早一年参加革命，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在风雨中奔走一生的妇联老同志，还是个老到的水仙雕刻师。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从香山坐上车直奔中山公园，按约定在水仙展厅与彭冲同志和骆大姐会面。
骆大姐把故乡来北京举办水仙花展览的一个行家介绍给我们，说他是某某花木公司的经理，姓朱，叫朱江兴，水仙培植和雕刻远近闻名。站在面前的朱师傅，不到30岁，典型的南方中等个，唇上一溜忙得没来得及刮去的小胡须，说话闽地口音很重。我和他握手，他先在衣服上擦了擦，再慌忙伸出来，满是老茧的手又大又有力。“不敢当，不敢当。”骆大姐话未说完，朱师傅局促地说，他是个农民，地地道道的放牛娃出身，没有文化，小学都没有毕业。这是改革开放农民刚刚进城的年代，许多人羞于说自己是农民，朱师傅却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种地的，这种与土地相称的憨厚与诚实，让我感到亲切。说话间，他把我们领到一张台子前，边说边雕起水仙花来。他说，养水仙看似简单，但要把它们侍弄好，养成漂亮的盆景，在该开花的时候开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水仙花生长的关键在雕工，在雕刻的力度和部位，比如你想让它往左边长，在葱头的左边雕一刀；你想让它往右边长，在葱头的右边雕一刀。不然，它们会一直往上长，最终养成一盆蒜苗，开不出几朵花不说，而且绝不会在你想让它开花的时候开。但是，雕刻又必须把握好深浅，雕深了会伤了主干，雕浅了不起作用。如此讲解和演示一番，他把刚雕过的水仙送给我们。我收下水仙，要给他钱，他像被火烫了似地慌忙推辞。说能把首长们请来观赏，是彭书记和骆大姐给他的天大的面子。我觉得不给钱不妥，怎么能占农民兄弟的便宜呢？正在推让中，骆大姐说，水仙花是朱师傅诚心要送的，钱他肯定不收。李主任不是写书法吗？笔墨都备好了，给他题幅字吧。我老伴说那好，当场为他写了副对联。他看着对联上的字，不敢评论，一个劲地说好好好。临别的时候，当着彭冲同志和骆大姐的面，他说：贺大姐喜欢水仙，我以后年年给你寄。当然，当时他就这么一说，我也就这么一听，谁会把这种即兴说的客套话当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