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大学举行轰轰烈烈的“人口问题万人大辩论”。压倒了唯一的反对票。人们说，这是“马家大战”，因为“马克思”、“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都姓马。“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惊呼：“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是错待了赛先生而受到的历史惩罚！“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口过剩”的名言没有人谈了。“计划生育”成了国策。回忆1947年联合国首届人口会议上，苏联反对“节制生育”，发展中国家反对“家庭计划”；1962年以后某些亚非国家改变态度，开始节制生育；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变化，猛烈地冲击了“社会科学有阶级性”的堤防。
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财经学院教书。看到从苏联课本译编而成的“经济统计学”讲义。开宗明义说：“经济统计学是有阶级性的”。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论文，引用苏联专家的话说：“抽样调查”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手段；无产阶级觉悟高，产品用不到抽样调查。这时候，学校图书馆收到一册新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其中有“抽样调查”一条，内容竟然跟教科书上的说法大不相同，它肯定了抽样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我叫我的研究生赶快翻译成中文，印发给同事们和外地财经学院参考，引起当时经济学界的兴趣。可是，当时只敢默默思考。
“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了“社会学”的存在。苏联长期不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恢复了社会学。中国更加长期不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旧的社会学者被看作是当然的“右派”，大都流放到边地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才重建社会学，比苏联晚二十多年。
北京天坛公园内有“祈年殿”，祈求上苍恩降丰年，这是不是“经济神学”？“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求增加生产、但求分配平均，这是不是“经济玄学”？经济学教科书说：“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预算门类之间和经济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造成民生经济的长期落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预算经国会争议而实现了比例调整、经济受供求和竞争的制约而达成合适的比例，由此民生经济迅速发展。这是否可以说“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资本主义？50年代的“公营化高潮”也波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70年代的“私营化高潮”还在波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公营跟大锅饭、低效率、长期亏损共生，这也有阶级性吗？
社会科学问题如果没有科学地解决，引进的新技术很可能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改革”就是打破“框框”。要使改革成功，还要打破更多的“框框”，从自己建筑起来的“圈套”中走出来。重新考虑如何“接待”赛先生，这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