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掀起“五四运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旗帜，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当时世界舆论说：“睡狮醒了！”
五四运动不断深化，提出了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客座教授前来中国建设。遗憾的是，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无法成行。赛先生一个人来了。他们二人原来是一对老搭档，长于合作演唱“二人转”。现在赛先生一个人前来，只能“一人转”了。一个人前来也好，比一个都不来好。可是，发生一个问题：怎样“接待”赛先生呢？
赛先生出行不利，一到中国就被要求脱下西装、穿上长袍，服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原则，也就是封建为体、技术为用，要他遵命办理他没有办理过的“朝廷企业”和“官僚工厂”。赛先生感到水土不服，头昏脑胀，得了“眩晕症”。
赛先生到苏联，受到“苏维埃式”的接待。先改造赛先生的思想，然后叫他创造无产阶级的“真科学”，废除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最有名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米丘林生物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马尔语言学”。前者是自然科学，后者是社会科学，二者同样披上了“阶级性”的红色外衣。
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建立了许许多多“米丘林小组”，听说有五万个。赫鲁晓夫一上台，一夜之间，全部烟消云散了。据说“真科学”生产不出优良的玉米种子，每年要向“伪科学”购买大量的改良种子。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查看苏联的“哲学辞典”，其中有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光丘林生物学”，说得头头是道。
新出饭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有“米丘林”的条文，上面说：“他的杂交理论经李森科发挥后，被苏联政府采纳为官方的遗传科学，尽管几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拒绝接受这种理论”。原来，米丘林是一位朴素的园丁，他的“生物哲学”是李森科编造出来的。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放弃了“生物哲学”，引进了“生物科学”，否定了生物学的阶级性，使它恢复本来面目。从此，不是各个阶级有各自的“阶级生物学”，而是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同一种“人类生物学”。于是，苏联和中国的生物学以及全部自然科学，都脱下了“阶级性”的外衣。
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颠扑不破的保存下来，是非难定的暂时存疑，不符实际的一概剔除。公开论证，公开实验，公开查核。知识在世界范限交流，不存在“一国的科学”、“一族的科学”、“一个集团的科学”。学派可以不同，科学的真谛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共识。
人类的认识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神学阶段，（2）玄学阶段，（3）科学阶段。“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上帝的意志是不许“盘问”的。“玄学”的特点是重视“推理”，推理以预定的“教条”为出发点。“科学”的特点是重视验证，“验证没有先决条件，可以反复检验”，不设置“禁区”。科学的“真伪”要用“实验”、“实证”来测定，不理睬“强权”的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