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宏观而言，基于苏联模式的宣传理论需要因应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而有所演化。另一方面，为业界和学界所了解的源于英美的“第四权力”学说不适合中国的社会情境。因此，很有必要探究合乎本土需要的新理论。哈贝马斯作为西方具有左翼倾向的大学者，其学说上承马克思主义传统，下接不同于美国的20世纪欧洲学术脉络，具有较高的参鉴价值，并且对于随后到来的互联网时代尤其具有解释力。此外，公共领域理论对于舆论监督在中国的生成条件和本土特质的分析也完全适用。
当然，我还有其他一些学术旨趣。因为我有多年军旅生涯，博士论文的主题是战时新闻传播，后来虽另有他顾，却仍旧不忘这一主题。本书辑四“战时新闻传播观潮”收录的一组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较大，是因为2001年之前借着博士论文有所作为，近期发表的论文则是为了填补一点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缺。需要说明的是，我搞研究不喜欢赶浪头。1996年完成博士论文时，战时新闻传播几乎无人关注，2001年“9·11”以后，本领域开始大热，我的兴趣反而有所下降。我相信，与现实保持适当距离、不赶浪头是研究者应有的心态与判断力。
新闻传播学专业近年来发展迅猛，教学和研究队伍蔚为大观，新生代正在成长起来。然而它究竟是一个年轻的小学科。本人进入学界既晚，注定作为有限；再者，一个人同时要做几件事情，分心是不可避免的；加之世纪之交以降，新媒体迅速崛起，传播的版图变化巨大。这些因素一定会反映到我的写作中并制约我的研究能力。实际上正像我在不止一次记者采访中谈到的，大概不少学界同仁以为我的身份主要是一个本专业小有名气的翻译者和学术/专业会议组织者，而不是论者。这也是不无缘由的，本书就是一个小小的展示，让自己的一点成绩和诸多不足并置。因此，我诚挚地期待读者诸君对本书的缺点和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2016年4月9日
于北京西城区新风街1号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