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这一年的夏天，《海底总动员2：多莉去哪儿》在全球公映，吸引的是更年轻的一代观众。影片传达的还是那样永恒不变的好莱坞主题，它微笑着告诉你，一切皆有可能，你一定要挺到最后，哪怕得了失忆症，从小和父母走散，但一路都会有好人相助，一路都会有奇迹发生，送你寻找到回家团聚的路。鱼儿落到地上，干涸将死，但是没关系，废弃的喷泉这时候会突然出水，将鱼儿喷送到附近的河流里。戏剧夸张和艺术想象总是让我们兴奋不已，让我们忘记现实的严酷。
但是，无论是在早期的英格玛·伯格曼、费里尼那里，还是在后来的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西奥·安哲罗普洛斯那里，欧洲的文艺电影绝对不允许这种简单的乐观主义和盲目的积极励志，那是一套sophisticated（复杂精致、微妙深奥）的话语体系，在欧洲大师电影里，不相信生活是直线的，不相信世界是简单的，不相信人类历史真的会在美国式的无限自信中快乐定型。那些欧洲大师的电影作品，永远用凝重的画面、冷峻的故事、深沉的哲理、唯美的光影、非扁平化的人物，缓缓告诉你，世界是一个多么无解的难题，生活中有多少两难、无奈、曲折、迷茫、残缺、尴尬、误解、阴影和悲情。这种深刻而忧郁的人文主义传统，从《荷马史诗》至今，历经千年不变，似乎注定要永久流淌在地中海文明艺术的血液里。
在《蓝白红三部曲之白》里，基耶斯洛夫斯基绝对不会简单下结论，判定波兰和法国哪里更平等。恰恰相反，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追求平等的结果往往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而已，尊严从来就是相对的，不是简单的移民或者还乡所能够获得的。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望》把镜头对准了遭受战火摧残的、被撕裂的巴尔干半岛。上帝创造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旅行，然后是怀疑，接着是乡愁。在这样的深沉视角中，导演重现了对历史和人民的人道关怀，透过残破的风景和动荡不安的人心，将整个羁旅过程笼罩于凝重与悲凉之中。
这种精英化的思考模式，相对于今天观看电影的普通人，可能高深了一些，但它至少不会产生一元化的价值观和实用主义的经验信条，至少不会潜移默化地蛊惑出一个千篇一律、世界大同的乡愿式梦想，它至少可以思辨性地把这个世界的丰富性、文化的多元化、人性的多义性、历史的开放性、生命的灰色地带当作一种生活的学问，在银幕上展现出来，用升华和超越的方式，用伦理、审美和哲学的视角，帮助人们阐释生命的无常，揭示历史的吊诡，质疑现实的秩序，批判主流的错误，缓解心灵的紧张，寻找人生的归宿。
而这一切，是只有一百年历史的美国好莱坞永远做不到的。毕竟，好莱坞试图传递的那个带有强烈的“全球化”和“美国梦”色彩的愿景，实际却在将全人类的文化“异乡化”、“异质化”，这是一个多么简单脆弱的图景，也是背负着各自乡愁的人们所不愿等待的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