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在异国的一片瓦下沉默(7)

四、世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全球化”图景

所谓“全球化”,就是全世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上海、巴黎、温哥华、纽约、旧金山、伦敦、悉尼,有一天会普天同庆,也会普天同悲。然而,全球化的“世界大同”,真的是一种合理的必然趋势吗?世界真的会如此简单划一吗?历史真的会按照某种规律“终结”吗?

《圣经》里说,人类计划修一座高塔,塔顶要高耸入云,直达天庭,这样人们就可以彼此对话,心心相印。可上帝毁灭了巴别塔,使人类语言不通,导致了人类延续万年的隔阂和差异。世界就是这样,一面是浩浩荡荡的全球化进程,另一面是难以填平的沟壑,各个民族和种族至今处在巴别塔被毁之后的状况中,人们各说各的语言,各有各的民族心智、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在最深的终极层面上,彼此难以沟通交流。

我想重提欧洲证伪主义哲学家波普尔的历史观。在他那里,社会、宇宙是开放的,历史也是开放的,那些认为历史具有必然性的理性主义“决定论”其实是“没有理论根据的非理性”。同样,“决定论”本身也是和“自由意志”相冲突的。

也许这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冷静地思考全球化的命题?历史是开放的,历史需要包容、宽恕、怜悯、耐心和爱。整齐划一的普世大同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这是一个过于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童年迥然相异(这不仅指生命意义上的童年,而且指哲学意义上的童年),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的童年具有不同的经验历程,这样,我们的价值观就几乎注定不可能趋同,要在某一时代进行心急如焚的全球化推进也注定是一种徒劳。全球化推进绝对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甚至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或者且不说那样的价值趋同能否实现是否正确,即便理性主义对未来世界的正义召唤是多么感人至深,为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历史主航向”,让世界再在若干年的价值冲突中怨怨相报、生灵涂炭,值得吗?

去年,一部电影在好莱坞诞生,叫作《天空之眼》,和当年著名的《拯救大兵瑞恩》一样的感人至深,一样的煽情催泪。不同的是,《天空之眼》是在“反恐”的全球新秩序语境中展开。

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奉命执们一项指挥无人机的秘密任务,抓捕肯尼亚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个恐怖组织即将在纽约或巴黎实施一次自杀性恐怖袭击。正当美国军方准备炸毁恐怖分子窝点时,却发现一名九岁的平民女孩就在他们的射杀范围内。窝点位于肯尼亚首都。女孩来自一户普通的人家,母亲从早到晚做面包,这位女孩每天在饭点的时候,将面包拿到大街上叫卖。而她贩卖面包的时间和地点,就是美军发射炸弹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应发射炸弹,而不顾无辜平民的生命?产生了激烈分歧。

应该拯救这个无辜的生命,还是将恐怖分子的犯罪动机扼杀在摇篮之中?影片中的小女孩,是导演故意放置的道德命题,代表着千千万万遭受战火摧残的平民,到底是当地的人民无辜,还是纽约、巴黎受炸弹威胁的居民更无辜?这个问题有点虚假。说到底,片中没有几个人在乎小女孩“真正”的生死,政客在乎的都是个人的利益。祖先和同胞的“前业”之罪,我们从来都是共同背负的,我们的前生今世和未来,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谁是绝对无辜的,也没有谁因为做了善事,就绝对会拿到颐养天年的免死金牌。无妄之灾,一代开始,永不停息,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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