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全球化”图景
所谓“全球化”，就是全世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上海、巴黎、温哥华、纽约、旧金山、伦敦、悉尼，有一天会普天同庆，也会普天同悲。然而，全球化的“世界大同”，真的是一种合理的必然趋势吗？世界真的会如此简单划一吗？历史真的会按照某种规律“终结”吗？
《圣经》里说，人类计划修一座高塔，塔顶要高耸入云，直达天庭，这样人们就可以彼此对话，心心相印。可上帝毁灭了巴别塔，使人类语言不通，导致了人类延续万年的隔阂和差异。世界就是这样，一面是浩浩荡荡的全球化进程，另一面是难以填平的沟壑，各个民族和种族至今处在巴别塔被毁之后的状况中，人们各说各的语言，各有各的民族心智、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在最深的终极层面上，彼此难以沟通交流。
我想重提欧洲证伪主义哲学家波普尔的历史观。在他那里，社会、宇宙是开放的，历史也是开放的，那些认为历史具有必然性的理性主义“决定论”其实是“没有理论根据的非理性”。同样，“决定论”本身也是和“自由意志”相冲突的。
也许这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冷静地思考全球化的命题？历史是开放的，历史需要包容、宽恕、怜悯、耐心和爱。整齐划一的普世大同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这是一个过于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童年迥然相异（这不仅指生命意义上的童年，而且指哲学意义上的童年），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的童年具有不同的经验历程，这样，我们的价值观就几乎注定不可能趋同，要在某一时代进行心急如焚的全球化推进也注定是一种徒劳。全球化推进绝对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甚至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或者且不说那样的价值趋同能否实现是否正确，即便理性主义对未来世界的正义召唤是多么感人至深，为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历史主航向”，让世界再在若干年的价值冲突中怨怨相报、生灵涂炭，值得吗？
去年，一部电影在好莱坞诞生，叫作《天空之眼》，和当年著名的《拯救大兵瑞恩》一样的感人至深，一样的煽情催泪。不同的是，《天空之眼》是在“反恐”的全球新秩序语境中展开。
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奉命执们一项指挥无人机的秘密任务，抓捕肯尼亚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个恐怖组织即将在纽约或巴黎实施一次自杀性恐怖袭击。正当美国军方准备炸毁恐怖分子窝点时，却发现一名九岁的平民女孩就在他们的射杀范围内。窝点位于肯尼亚首都。女孩来自一户普通的人家，母亲从早到晚做面包，这位女孩每天在饭点的时候，将面包拿到大街上叫卖。而她贩卖面包的时间和地点，就是美军发射炸弹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应发射炸弹，而不顾无辜平民的生命？产生了激烈分歧。
应该拯救这个无辜的生命，还是将恐怖分子的犯罪动机扼杀在摇篮之中？影片中的小女孩，是导演故意放置的道德命题，代表着千千万万遭受战火摧残的平民，到底是当地的人民无辜，还是纽约、巴黎受炸弹威胁的居民更无辜？这个问题有点虚假。说到底，片中没有几个人在乎小女孩“真正”的生死，政客在乎的都是个人的利益。祖先和同胞的“前业”之罪，我们从来都是共同背负的，我们的前生今世和未来，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谁是绝对无辜的，也没有谁因为做了善事，就绝对会拿到颐养天年的免死金牌。无妄之灾，一代开始，永不停息，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