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那样的情景时，总是深深地意识到，其实乡愁是何等的辛酸啊。我也由此断定，一个在母语文化中有过童年和青少年记忆的人，其实是一辈子也融入不了另一种文化的。无论你的外语操练得多么纯熟，都一定难以摆脱不能用母语书写和对话的那种异质感，你的一生都无法彻底从灵魂深处完成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改造，这是所有第一代移民的悲凉宿命。你可能接受移民国文化中的某些生活的方式、手段，但你的心灵早已从一而终地皈依了你的母语国，或者说那个被称为祖国的地方。
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这样表述：“移民是很奇怪的，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是变形的，不快乐的人群，因为他们爱着自己的祖国，却又气恼于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爱着新国家，但却无法融入到新国家中去。所以移民永远都是处于祖国和新国家之间，而我们的希伯来文学差不多也是一宗移民文学，里面的人们对自己的祖国总是有着爱恨交织的情感。”
祖国是关于土地、民族、人民、优秀文化、优良传统、光荣历史的抽象概念，这与政权、统治者、时代都无关。一个流亡者，有可能逃离一个政权，但他一生都注定无法逃离母语和祖国。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流亡法国数年，他的作品里终究是挥之不去的波兰记忆，在《薇洛妮卡的双重生命》中，他相信，如果法国有一个少女薇洛妮卡，那么他的波兰祖国就一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少女薇洛妮卡，一个人的心跳感应着另一个人的心跳。我想，这个薇洛妮卡其实就是基斯洛夫斯基本人，他似乎想表达，法国的基斯洛夫斯基只是波兰的基斯洛夫斯基的一件复制品。是的，在《三色·白色》中，那个理发师卡洛哪怕是躲在货运箱里偷渡也要重回故土，当巴黎生活没有给他提供尊严，当平等愿望变得渺茫，他重返母语国的过程就是重新找回生命伦理的过程。卡洛回去了，基斯洛夫斯基至死也没有回去，可他钟爱的那个钢琴诗人肖邦的乐曲与他生死相随，回响在他的作品和人生中。一个是一生用音乐细细温习他的波兰祖国的男人，一个是一生用为数不多的却精雕细琢的电影诘问自由伦理的流亡艺术家，他们消逝在各自的命运里。在吹拂过巴利阿里群岛古老修道院的海风中，这两个波兰人的杰作分别以音乐语言和电影语言嵌刻在共同的母语范本中。
一切的文化亲情都在你18岁以前与你绑定了，文化亲情与日后的价值观和信仰无关，文化亲情只和母语关联，只和童年、故乡关联。从你在护城河边高大的桑树上采下第一颗桑葚的那天起，从你聆听祖父讲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在天寒微雪的黄昏“旗亭画壁”的故事的那天起，从你在杭州的九溪烟树那片寂静的山林里品饮龙井茶的那时起，母语将永远跟随着你，唤起你“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意境，提醒你“吾日三省吾身”、“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准则。你光阴的日历将始终在对过年的指望中翻过。年是什么？是除怪兽的勇士吗？不，是一辈子的梦！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这种简单、纯真的季节轮回中，你不会担心因远离文化亲情而失语，你与母语朝夕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