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我父亲来说也是新鲜事儿，外国人都说他的妻子美丽。虽然父亲很乐，但还是不甘示弱地说：“你妈当年有几个同学嫁给了中央级的大干部，那才是彩凤随鸦，而我俩是自由恋爱！”
我的小名叫“柿饼子”，后来又从“柿饼子”变成“铁饼子”。
那是一次春节聚会，十好几口子在客厅听《白蛇传》。表兄弟悄悄和我说：“唱得真难听。”
我说：“就是，像哭死耗子。”我们溜出去玩“跳房子”，见到姥姥家院子里的大窗台上摆了些柿子。表兄弟拿下一个柿子想看看冻得是否够硬，用脚一踩，糟糕！柿子被踩瘪了。表兄弟吓得哭了起来，我赶紧说：“你就说是我踩的！”正好戏唱完了，大人们出来送戏子……好家伙，大人开始七嘴八舌地“逼供”，结果我给表兄弟“死扛”，说：“是我踩的！”
“干吗要踩柿子？”
“好玩。”
“还没吃年夜饭你就撑得慌！”
“我没看见。”
“爽子，‘好玩’和‘没看见’可不是一回事儿。”
我姥姥赶来说：“爽子，抬起脚来……”
结果旁边的表兄弟吓哭了，因为他新鞋上全是黄浆儿，而我的新鞋干干净净。我母亲接岔儿了，“傻丫头！”但从那天起“柿饼子”的外号还是归我了。加上无数调皮捣蛋的典故，我就成了“铁饼子”。
我和爷爷不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再也听不到父亲讲爷爷祖籍的事情了，好像有什么忌讳，只知道祖上有很多姨太太，爷爷是海关总署的税务司长。
奶奶叫单桂珍，她的父母都是高丽人，但她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祖籍，大概因为中国人歧视高丽人，称他们为高丽棒子。可我奶奶太像高丽人了。
爷爷住在天津租界，有十一个孩子，五男六女。第一个儿子是个花花公子，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个小官儿，据说只喜欢玩儿狗、弄枪、骑马，一九四九年后被关进劳改营……后来病死在里面。大女儿因为爱上了一个平凡又没钱的男人，被爷爷锁起来不许他们恋爱。大女儿在那间屋子里自杀了，死时二十二岁。
爷爷晚年又娶了个姨太太。她在天津一家酒楼做舞女，嫁过来之后，没有生育。除了爷爷，所有的人都和这个女人作对。
但爷爷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让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做客和看戏。一大家子人都背后叫她“妖精”，至今我也不知道她的真正名字。
记得一次去天津给老爷爷祝寿，我吃惊地见到如此众多的“亲戚”，吃饭需要一个点名册。有个小堂兄悄悄对我说：“你还不快上前去叫一声儿‘瑶静’奶奶，爷爷听见准会高兴！”我赶快进去大声叫她：“‘瑶静’奶奶好！”爷爷生气了，纠正我，“头一次见姨奶奶就这么没礼貌！叫姨奶奶！”我发现，在场的人都暗地里偷着乐，上当的沮丧使我面对山珍海味没一点儿胃口。
我父亲李献文行三，自幼聪颖，英俊，喜欢学习，希望到外国去念书。当时我父亲身边很多姑娘追求他，都漂亮能干。当然，这话我是从长辈儿那听来的。
我母亲的二哥与我父亲在天津英属租界的姐姐，我应该叫大二姑的认识了，俩人谈起恋爱来。我母亲去天津找二哥玩儿，认识了我父亲。后来我二舅没有娶我的姑姑，他说，因为见到大二姑和别的男人很亲热地手拉手儿滑冰，而且那男人是袁世凯的孙子。
父亲认识母亲后，开始追求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