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会上，除汇报各方面之情报，了解战备有关事宜，商讨和执行各部队之调遣外，在平、津失陷前，主要研究如何处置卢沟桥事变及部署华北的抵抗；平、津失陷后，才转而研究全面抗战的方针、谋略及部署。
何应钦等人研究来讨论去，总下不了奋起反击的决心，而日军参谋本部却在“不扩大”的烟幕下，制定了《对华作战计划大纲》，华北驻屯军也于7月15日拟定了对华北的作战计划，随即开始实施。这就迫使国民政府把对日宣战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何应钦主持军政以来，这是他处理中日关系的重大转折。在处理国共关系上，由于联共抗日大趋势的不可逆转，他也从过去一味反共、“剿”共，转变为利用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7月13日的报会上，他首次提出了利用中共武力的建议：“必要时令‘第三者’出绥进内蒙，以扰敌之侧背”，公开承认在抗日问题上与中共有了共同的利害。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卢沟桥事变的强硬讲话，提出了“弱国外交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尽管仍幻想以妥协求和平，但这毕竟是人民盼望的中国政府的正式表态，全国人心为蒋介石承认中华民族已到了牺牲的“最后关头”而受到鼓舞。此前，周恩来已向蒋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蒋的讲话中只字未提国共合作之事。何应钦从中看到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不过是借联共抗日之承诺，假日军之手削弱共产党而已。
19日，何应钦一反此前拒绝接见任何日方代表的做法，在军政部接见了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如朋友叙旧般与居心叵测的喜多“交换”关于卢沟桥事件的意见。喜多声称：“中日局势，已至最后阶段，希望撤退军队；否则局势有扩大之虞。”何应钦答道：“目前紧张情形，全系日方派遣大批陆军、空军所造成，我方自始希望和平解决，并无扩大之意。但鉴于日方调派大军于河北省，不能不有所准备；此种准备，全系出于自卫，并无挑战之意。中国军队均是国军，无所谓中央军与其他军。中国军队在中国领土内调动军队，系属当然之事；但如日本能将新增之军队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作同样之行动。总而言之，事态之扩大与否，在日方而不在中国也。”继则又说：“如果不幸发生战争，则战争的结果，中国与日本必两败俱伤，日本也绝无好处，终将使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何应钦还叮嘱喜多将他上述预言记在日记上，“以待嗣后之验证”。
为了国共合作抗日正式确立，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等人与蒋介石反复会谈，希望立即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蒋认为似乎未到“必要时”，不愿公布。但他却颇乐意接受何应钦的建议，在平、津沦入敌手后，于8月初下达手令，“令朱、毛秘密由察北向热河挺进”，仍拒绝给予中共和红军以合法地位。
8月12日，何应钦与白崇禧、黄绍竑就红军参加抗日问题，曾商讨过一个分解红军，乘机瓦解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何认为，红军之全部“最好集结长安，用火车输送至前方，或以一部使用于山东泰山山地，一部使用于平汉路以西山地，一部使用于察省”，以便分而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