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餐业即便在利润微薄的各种风格的餐饮业里面，也属于利润最微薄、最苦最累的，这跟在美国的中国人组成结构有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还在艰难起步，中美交流也刚刚开始，在美国的中国人，没有现在那么多的留学生、商务人员、高科技工作者，只有大量的偷渡者。他们大多一穷二白，英文也不好，更没有主流社会的人脉积累，刚来美国就面临生存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中餐馆打工就是他们首选的生存途径。这些勤劳的偷渡客一边打工一边学英文，积累几年的经验后，接手或者自己开一家中餐馆，养家糊口。作为挣扎在贫困线和身份问题上的新移民，这些人的吃苦精神足以叫美国人震惊，在喂饱美国人、养活自己之余，客观上也把中餐业整体的利润率拉得更低。然而，因为中国和美国当时的巨大差距，美国中餐馆这点微薄的利润仍然比在中国高得多，这就是偷渡客汹涌而来且越来越多的原因。
第三，相对中餐，日本餐已经登堂入室，成为“高级”餐饮的代表，更不要说意大利餐、法国餐等这些老牌的“名贵”餐系。一般美国人提起中餐，第一反应就是便宜，凑合吃一顿的意思。美国人这种思维定式的形成，不能全怪他们，因为绝大多数的偷渡客在国内并非专业厨师，所以做出的菜口味自然不能强求，美式中餐跟我泱泱中华的美食文化相比，可以说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特别是，为了适应美国人的口味，特意增加了很多甜味，比如“甜酸猪肉”，这菜名在中国一听就让人恶心，居然是美国中餐馆的一道热门菜。但是没有办法，刚刚立足的偷渡客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掘传统中餐的宝藏，微薄的利润和生存的压力让他们只能沿着前人验证过的路子，亦步亦趋地走下去。这一切就造成了中餐业的整体名声不佳，反过来又进一步压低了利润率。
苦确实苦，累也的确累，但对我来说，一种全新的感觉超出所有的苦和累，支撑着我工作下去，这种感觉就是开创自己事业的那种激动感。平心而论，我觉得自己是个认真、负责任的员工，在为辛普森先生打理老人院和为阿黄的饭店打工期间，他们都对我很满意。但是，一旦为自己打工，那份掌控一切、设计一切、从头开始的新鲜感和使命感，一下子就会让你觉得如此充实，觉得这辈子顿时有了更高的目标。就算不考虑自己，只想一下你的员工，你要维持这个摊子才能让人家吃上饭，那种为别人做了贡献的感觉就特别好。
一晃两年又过去了，时间来到1989年。这一年，我29岁。这是一个平常而忙碌的中午，我刚从厨房里炒完一个菜出来，前台告诉我，有一单电话点外卖的，而外卖员刚拿着三个单子出去，估计要过一会儿才能回来。我二话没说，拎起这一单就上了车—别忘了，我是个全能老板，炒菜、外卖、跑堂我全来。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单外卖彻底改变了我接下来的人生轨迹，让我认识并走进了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全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