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事让我认识到美国文化带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说，无论干点什么事情，到医院看病也好，到学校给子女办入学也好，到机关办文件也好，所有亲戚的第一反应都是，咱有没有认识的人？或者我认识某某人，他可以帮得上忙。而我的第一反应则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为什么要找人？我并不是责怪这些亲戚，因为大环境就是如此。但对于整个社会，这种“找人文化”却造成了总体效率极度低下和不公平。找人的人和被找的人都得到了不应得的利益，那些找不到人的人却成为沉默的受害者。一时间，我不由得开始琢磨，美国是怎么形成了这种公事公办、不用找人的文化？而中国是怎么形成了这种万事皆求人的文化？中国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才能变成美国那样？
我还根本来不及想清楚，就到了分别的时刻，我又一次踏上了赴美国的飞机。跟7年前不同的是，我现在目标明确，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对美国社会已经初步了解，只待继续积累一段时间，就可以开始自己的事业了！
转眼就到了1987年，我在“金色中华”已经做过了收碗工、侍应生、外送员、前台收银员、炒锅，后两年我还担当过一些采购、广告和经理的角色。阿黄知道我要出去单干的意思，也不拦着我，任我在各个岗位间换来换去。当然，这也是他对我辛苦劳动的回报。
1987年，我的“中国味道”开张
终于，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经营饭店所需的经验，我已全部掌握；手头也有了10万美元的积蓄，即使饭店不赢利也足够应付一年；地址也早已选好，阿黄在选址上还给我出了不少主意。新饭店的房东同意第一年不收我房租，而且厨房的设备和工具都是现成的，我简直高兴得要疯掉。至于员工，几年来我认识了不少人，从里面挑几个合适的员工没什么问题。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我已经全部具备，差的就是行动了。
1987年3月，筹备两个月的饭店终于开张了，我给它起名叫作“China Taste”—中国味道。这家饭店中等规模，服务的门类却很全面。菜单上印着：“我们为您提供堂吃、外卖、电话预订、自取。承办各种酒席、婚宴、生日宴会、毕业酒会。”我招募了5名员工，其中一名厨师，一名前台兼打包兼收银兼接电话兼领座，一名专职外送员。至于我，是全能战士，哪里忙不过来我就出现在哪里—订单多了我在厨房，电话多了我接电话，外卖单子多了我去送外卖。
在美国做餐馆生意的中国人，辛苦程度业外人士难以想象。以我为例，从1987年开餐馆到1993年卖掉餐馆全职打牌，每年只休息半天—感恩节的下午。美国的感恩节是家庭聚餐的日子，基本所有的商店和饭店都会关门，这天下午就成了我全年唯一的休息时间。每天工作至少13个小时—早晨10点多去饭店，做准备工作，包饺子，包锅贴，11点开门营业，一直干到晚上10点，饭店打烊后还要收拾全局、跟员工核对账目、进货、规整存货，等等。连续几个月下来，整个人跟机器人一样，苦和累不说，那种看不到尽头的无休无止，真的能把人给逼疯。
经营中餐馆的苦和累
中餐馆的这种累死人不偿命的情况，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相对于其他行业，餐饮业门槛相对较低，技术含量不高，只要肯吃苦，又稍微有点启动资金，就可以开一家小饭店。而美国奉行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各行各业之间无论资金还是人员都是充分流动、自由竞争，这就造成了小餐馆的利润非常微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