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立的毛泽东泣母灵联碑（位于毛泽东父母合葬墓左侧）
毛泽东、毛泽覃兄弟俩日夜兼程，赶回上屋场。然而，兄弟两人再也见不到母亲那慈祥可亲的面容了。毛泽民泣不成声地告诉哥哥和弟弟，妈妈已经入棺两天了。
临终没有见上母亲一面，给两兄弟留下了终生遗憾。几天来，毛顺生父子和毛泽建一直守护在文七妹的灵柩前。面对慈母英灵，在黯淡的油灯下，毛泽东思绪万千，含泪写下了《祭母文》，“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报亲时。”人子之情，地厚天高。后来，毛泽东在给好友、一师同学邹蕴真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说我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高度赞扬了母亲诚实忠厚、勤劳俭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美德。
文七妹的突然去世，给了毛家人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毛顺生，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几乎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生意，整天默思无语。客观地说，毛顺生与文七妹的婚姻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之前，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毛顺生是独子，又比文七妹小三岁，五年的共同生活使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是一种牢不可破的、由亲情升华至爱情的感情。尽管毛顺生比较固执、倔犟，但他的骨子里是深爱着文七妹的。
看着毛顺生这个样子，毛泽东好像忽然一下子读懂了父亲。父子目光对视，以往的“互不相让”已彻底淡化，父亲明显地增加了慈祥，儿子也学会了理解和宽容。父子的距离似乎一下子拉近了。
毛泽东没有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他懂得化悲痛为力量是对母亲亡灵的最好安慰。他在悲痛的深渊里尽力爬上岸来，把目光从一个家庭的小范围移开。小家只是一滴水，毛泽东已将它汇入到国家这条大河中。
“头七”过后，毛泽东和小弟便含泪和家人告别，返回了长沙。
1919年10月，毛顺生偶感伤寒，毛泽东安排父亲在堂伯父的陪同下，来到长沙。一来是给父亲治病，二来是让父亲消除一些忧愁。当时，毛泽东正在从事“驱张运动”，但他还是尽量挤出时间来照顾父亲。
我们现在能看到一张毛泽东与父亲、堂伯父和弟弟的合影，就是那个时候照的。照片上，毛泽东的右臂缠着黑纱，他的脸部表情告诉我们，他尚处在失去母亲的悲哀之中；而毛顺生也明显消瘦，他浓黑的眉毛，突起的颊骨，显示着他性格上的倔犟。他是由小儿子扶着的，他的腰已显得弯曲无力，他不得不双手强撑在膝上——老人家17岁开始当家，到33年后的此时，已是非常憔悴。
1919年10月，毛泽东与父亲毛顺生（左三）、堂伯毛福生（左二）、弟弟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毛顺生在省城目睹了“驱张运动”的盛况，他极为儿子担心——十多年前，儿子在故乡就曾无数次与他、与族长和一切看不顺眼的事情做对，如今竟然与堂堂省督干上了！儿子已是高飞的鸟，父亲管不着了。同年11月底，毛顺生在忧虑中回到了韶山。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0年1月23日（农历1919年十二月初一），即文七妹过世后仅三个半月，50岁的毛顺生老人，悲痛过度，加上有病，又追妻驾鹤而去了。他临终没有合上双眼。他一生养育了三个儿子，备受艰辛，振兴家业的梦才实现一半；大儿子和小儿子都未能回来见上一面，只有次子泽民守在身边。
毛泽东既未送终，也未奔丧，此时他正奔走于长沙、武汉和北京之间。父亲去世的事，他根本也不知道。直到1921年春节过后，毛泽东才和小弟弟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
故乡依旧，家舍却是格外凄凉了。毛泽民把毛泽东和毛泽覃带到了父母的合葬墓前，兄弟三人肃立于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的坟前，想着父母含辛茹苦的一生，想着中国众多苦难深重的百姓，毛泽东从心底发出一种强烈的呼唤：我们这一代，再不能像父辈那样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