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末期，湘潭县隶属长沙府，就地理位置来讲，湘潭是湘、粤、赣三省的水陆交通枢纽，又是一个面积大、人口多的大县。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从西洋经广州进口的商品，运至湘潭，再转销内地各省。内地的农产品，如茶叶、蚕丝、药材等，也由此转运出口。当时的湘潭，百舸争流，商贾云集，且陆路的肩货工人不下十万。1905年，湘潭被辟为寄港地，英国的太古公司、怡和公司购置了一批浅水轮，专驶长沙、湘潭两地。西方资本主义的渗入，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也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趋于破产，而少数人则通过经商幸运地走上了富农经济的道路。毛顺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已经成为“富农”的毛顺生，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做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田间的耕作和经营管理，就交给了这个长工。农忙时也兼雇短工，并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作。由于典地比买地更便宜，且不用自己操心农田，有利于专心经营生意，他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许多别人的田地。一来二去，他的资本大增至两千余元，成了韶山冲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财东”。
毛顺生善于经营，靠勤劳起家，但却是一个自私刻薄的人。他做米生意，荒年时却不肯将米平粜出去。堂弟毛菊生家境贫寒，不得以才将赖以活命的七亩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七亩地时，毛泽东和母亲不同意，毛顺生就嚷着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件事仍使毛泽东刻骨铭心，他多次和堂弟毛泽连（毛菊生之子）谈起这件事，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社会，才能杜绝这类事情，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
毛顺生又是一个脾气暴躁和独断专制的人。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给他记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商务往来的需要，毛顺生印制了一种叫“毛顺义堂”的纸票，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南杂品等几个门市部的大店铺，其老板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端的岳家，姓赵。毛顺生为了与“吉春堂”结盟，一手包办了儿子毛泽覃与赵家女儿赵先桂的婚姻。除“吉春堂”外，毛顺生还与韶山关公桥的“长源河”、韶北的“忠义顺堂”、郭家亭的“南杂店”、杨林的“毛重庆”、永义亭的“李福胜”、银田寺的“长庆和”、章公桥的“彭厚锡堂”、湘乡的“钱家米店”、湘潭的“裕盛米店”等十家店铺建立了密切的商务关系。有了一批商业上的合作伙伴，毛顺生的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
在经济上富裕起来的毛顺生，开始踊跃参加家族事务，在家族内部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了。1911年，韶山毛氏三修族谱，毛顺生是司事之一，主管房修项目，名排第三。此外，毛顺生还热心公益事业，捐资修路修桥，韶河上的“韶麓桥”就是1919年通过捐资修建的，毛顺生曾捐银洋四块，居个人捐款的第三位。对于节俭得近乎吝啬的毛顺生来说，能拿出一部分钱来用于族务和公益事业，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那种“内紧外松”、好讲面子的传统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毛顺生的确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兼而有之，其才能超过父辈，在家族和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