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判过程中，作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巴舍夫斯基，因为在谈判中对中国不断提出要求，而被戏称为“贪婪女士”。当然，他们也给了我一个绰号，叫作“抠门先生”，意指我在谈判中斤斤计较。
其实，我有时真不想那么抠门儿。
有时候我们谈判，一直进行到深夜，如果我在某些谈判条件上稍微大方一点，我们就可以结束谈判，但是我不能，这是关乎国家利益的事情，真不能松口。谈判注定给人一种煎熬的感觉。
一方面，我们要面对国外谈判方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还得跟国内各部门沟通解释。有人戏称，这是谈判的“第二战场”。
每一个部门的负责官员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都想确保自己的部门在中国入世以后不受到冲击。还有一些人对关贸总协定条文、对多边贸易体制不是很熟悉，因此对我们谈判的很多内容多有误解。这些都会给我们的谈判带来压力和阻碍。
比如在农产品进口方面。根据关贸总协定关税配额量的规定，配额量并不一定是实际进口量，进口量超过配额量就用高关税，低于配额量就用低关税甚至免关税。1999年我们与美国达成协议，每年进口小麦的关税配额量为700多万吨，5年以后增加到900多万吨。当时有些人误解了，认为我们承诺每年从美国进口900万吨小麦，国内粮食市场会遭到很大的冲击。这种说法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都说我们让步太多了。实际上配额量是一个控制量，不是一个非要进口的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它们的关税配额量从来没有完成过。当时面对这种指责，真是有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
再比如说，1994年的谈判其实是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谈判开始时形势很好，澳大利亚代表和新西兰代表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前提是中国解决一下羊毛的进口配额问题。当时我们得到的授权是每年进口16.9万吨羊毛，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的是18万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表示，只要中国同意这个18万吨，他们将全力支持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西方国家，如果西方国家的谈判营垒出现了分裂，那么中国复关成功的机会就很大了。我很想同意它这个18万吨，但是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的时候，他们堵死了任何可能性。我只好按16.9万吨这个数字谈，最后拒绝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要求，于是在那次谈判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坚决站在美国方面，态度非常强硬。
使我感到沮丧的是，等我们回到国内查看1994年的进口数据，最终发现1994年我们实际进口了31万吨羊毛，远远超过别人提出的18万吨。当时管理很松散，“一般贸易进口”“加工贸易进口”以及其他贸易形式的进口不一而足，而管理则是分兵把口，各管各事，一个部门管一种形式的进口，结果连全国每年进口多少羊毛都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糊里糊涂地就拿出了一个奇怪的16.9万吨配额。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知道自己每年出口了多少，明明知道当时中国每年平均进口22万吨，他们要求18万吨并不过分。
1994年的复关冲刺没有冲出去，主要问题就出在内部协调的不力和管理体制的混乱上。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让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腹背受敌。时光荏苒，1999年中美达成协议以后，我看到网上的新闻标题是“龙永图，别流泪”。我激动的时候是不会哭的，有什么好哭的！达成协议后，我很激动，也有些遗憾，总是会想如果在前面谈判的某个环节把握得更好一些就好了。但不管是激动还是遗憾，我都不会哭，谈判又前进了很大的一步，这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