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年的爱因斯坦和晚年的罗素一样“不务正业”，他品评时政指点江山四面出击，他写牛顿写开普勒写居里夫人写圣雄甘地，他探讨黑人问题犹太人问题，他反对核武器主张世界政府，当然，他也绝不会放过公共知识分子最爱谈论的那个话题——批判资本主义。
在1949年发表的文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中，爱因斯坦抨击资本主义过度的竞争意识以及对掠夺性成功的顶礼膜拜，认为若想消除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摧残，就必须用社会主义经济取而代之。这篇短文引来各种非议，根据理查德·A.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的说法，直到1970年仍有经济学家撰文痛批“该文质量低下”。波斯纳把爱因斯坦当成专业化时代里“既聪明又愚蠢”的学者典范：聪明自不待言，拜托，他可是爱因斯坦！至于愚蠢，波斯纳的意思是，即便伟大如爱因斯坦，对经济问题也可能不甚了了，一旦由于过度自信而贸然越界发言，往往就成了“砖家”而不是专家。
出于好奇，我搜到了那篇1970年发表的批判文章，标题是“Radical Economics in America：A 1970 Survey”，结果让人哑然，作者只用了短短三句话评论爱因斯坦，没有任何的文本分析，所谓的“质量低下”，更像是专业人士对非专业人士的傲慢指责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反观爱因斯坦，虽然在《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天真地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助于社会产品的公正分配，但是公允地说，他的越界发言远谈不上愚蠢，至少，他还不忘提醒人们注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带来对个人彻底的奴役。”
爱因斯坦是理论物理学的权威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按波斯纳的说法，就是依托其智识资源，面向受过教育的广大社会公众，就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维度的问题发表高见之人。由此看来，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义就包含了越界发言，如果物理学家只准谈物理，经济学家只准谈经济，文学家只准谈风花和雪月，那就无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可见，越界本身不是问题，越界的方式、程度以及效果才是问题。
在所有越界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中，爱因斯坦的苏联同行、著名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最让人神往。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下，萨哈罗夫发表文章《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见解》，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思想自由面临着三种威胁：一种是来自蓄意制造的通俗文化麻醉剂，一种来自胆小、自私的庸俗的意识形态，第三种来自官僚独裁者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及它的得意武器——思想检查制度。因此，思想自由要求保护一切有思想的诚实的人。”
除了维护思想自由，这位苏联氢弹之父还热衷于反核运动，积极宣传绿色环保理念，抨击苏联入侵阿富汗。
1975年，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金，颁奖词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萨哈罗夫……对精神自由的勇敢捍卫，他的大公无私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他成为一个人类良心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