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和科西玛经常为尼采的情绪状况担忧。1870年2月17日，科西玛在日记中记下了瓦格纳的一个看法：“他担心，叔本华哲学，最终对这些年轻人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因为他们把悲观主义作为思维的一种形式、观念并运用到人生中，因此形成一种实际的希望渺茫。” 这次谈话的结果就是，2月20日，科西玛写给尼采的一封信，她在信中避免重复瓦格纳自己的话，很显然，为了避免通过“大师”的权威，让尼采感到压抑，她装做这是她自己的推测。她警告尼采这位年轻的朋友说，叔本华的形而上的悲观主义不应该、也不允许被套用到实际的人生中，人们必须努力，“总是神圣地保存”希望和对未来的信任。这肯定是瓦格纳自己的简明扼要的话，这分明是在调和，调和他在苏黎世撰写的呼吁歌剧改革的那篇文章的乌托邦的纲领，同他对叔本华哲学的追随。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其他人物形象，比汉斯·萨克斯更符合这番简明扼要的话，萨克斯虽然深深地、忧郁地坚信世界的“狂妄”，但是他热心地转向年轻的一代人，从而给希望以空间，并且通过瓦尔特·冯·施陶尔兴这个人物形象，促进“未来的艺术作品”。
1870年夏天，时代历史的阴影笼罩着特里布申的田园风光。7月15日，法国议会决定对普鲁士开战。第二天，尼采给艾尔文·罗德写信说：“这里是一阵可怕的惊雷，德法战争已经宣告开始了，我们整个微弱无力的文化，坍塌在阴森可怖的狂魔的胸前。” 在特里布申，瓦格纳夫妇绝对拥护支持普鲁士，站在普鲁士一边，而已经改成德国人身份的巴黎人科西玛的这种态度，几乎比瓦格纳还要强烈。在瓦格纳的内心中，民族的狂热情绪，比在尼采的内心中持续得更长久，然后才慢慢冷却下来。 当这场战争还在进行时，尼采就已经担心普鲁士对法国的胜利，会成为一种文化的失败。11月7日，他给罗德写信说：
面对现存的文化状况，我有最大的担忧。但愿我们不必在一个领域，为巨大的民族成功付出太昂贵的代价，在这个领域中，我至少能够不造成任何损失地理解我自己。说句彼此信任的话：我把现在的普鲁士看成一个对文化有极大危险的势力……此时此刻，世事相当艰难，但是，我们必须足以堪称哲学家，以便在普遍的迷醉中，保持深思熟虑，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年之后，尼采在他的《不合时宜的观察》（1873年）的第一部分中——瓦格纳也读过这部分——非常有远见地指出，普鲁士的胜利很有可能会面临这种威胁：导致“德意志精神的失败，即德意志精神的剔除，为了有利于‘德意志帝国’” 还需要几年的时光流逝，瓦格纳才能也像他的年轻的朋友尼采那样深谋远虑。1878年2月10日，瓦格纳才给路德维希二世写信说：“然而，大概只有少数人很快就认识到，普鲁士国家的荒芜，被作为德国的帝国智慧，强加给我们！” 1878年7月15日，他又致信国王说：“这个新的德国让我感到如此恶心厌恶！难道这应该是一个帝国吗？一个‘柏林’作为帝国首都！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纯粹的讽刺，现在，这种讽刺得到自下而上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