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玛和瓦格纳之间的桃色事件，主要还是对路德维希二世的背叛。这种背叛极深地伤害了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并且动摇了他对瓦格纳的信任。1866年6月7日，在伊索尔德出生后一年多，科西玛致信国王，她跪着恳求国王，发表一个公开的荣誉声明，这是在《人民信使报》（Volksbote）含沙射影地评论她与瓦格纳的关系之后。尽管她这时已经怀上了瓦格纳的第二个孩子艾娃，她还摆出一副受迫害的、纯洁无邪的无辜姿态，说她虽然炽热地爱着瓦格纳，但这是以柏拉图精神恋爱的方式。国王相信了她，他自己也恰恰构成了一种在瓦格纳、科西玛和他自己之间无性的三人关系的形而上的理想。所以，1865年11月14日，路德维希二世请科西玛这位“极受尊敬的女士”，“与我联合起来，尽一个人所能地支持他，把他看成一个受崇拜的人，一个神圣的人。” 1866年3月5日，他给这位女性朋友写信，用特里斯坦的方式说：“哦，但愿我们，我们三个，也是在广袤的土地上，在包围全世界的土地上，远离太阳，远离白昼分离的痛苦。” 所以，在科西玛的恳请下，他毫不犹豫地以一封公开信的形式，撰写了一份写给汉斯·冯·比洛的荣誉声明。
可路德维希二世被欺骗了，这使他受到很大打击。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最后原谅这对犯欺君之罪、滥用他这个国王话语的男女。1869年3月15日，他致信科西玛说：“我多么忠诚而真挚地依恋您，因为，除了那位朋友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您是我最忠诚的、最值得尊重的人。” 与尼采在特里布申时期同瓦格纳家的关系相似，国王对瓦格纳的爱，总是反映在科西玛对瓦格纳的爱中。而他们的爱也确实有一种很深的共性。他们都一再说出这种信念：仅仅在他们与瓦格纳的关系上，体验到了真正的爱。路德维希二世在1866年4月21日致信瓦格纳时指出：“我没有真挚地、发自内心地爱过任何女人，我不爱父母，我不爱兄弟，我不爱亲戚，我不爱任何人，但我只爱您！您，我所崇敬的人，唯一的人！”而科西玛于1871年3月23日在日记中写到：“我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对我而言，理查德就是一切，只有他一个人爱过我。”
路德维希二世与科西玛的详细通信一再让人感觉到，对他而言，科西玛是一个媒介，通过她这个媒介，他总能比通过与瓦格纳的直接交往，更容易地接近瓦格纳。科西玛的祖先是法国古老的贵族，她从小就进入伪装、自我导演和保存“外表”（Dehors）的贵族学校；而瓦格纳很容易感情用事，他的行为方式打破贵族世界的交往规则，所以，国王与科西玛交往比与瓦格纳这个“坦率的人”（Ingénu）交往要容易得多。瓦格纳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并且把科西玛变成了他的“内阁文书”，就像弗兰茨·威廉·百德勒在为他的外祖母写的传记中所称的那样。无论如何，对国王和瓦格纳来说，科西玛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讲究策略的中间人的角色，两个男人一方不能直接对另一方说的事，总是被充满信任地委托给她。而科西玛这位熟悉贵族社会礼仪的巴黎人，绝好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但是，她又常常仿佛不是在演戏，而是俨然一切都始终发自火热赤诚的心一般。
作为天主教徒，科西玛总是装出一副无休止的耶稣受难的神情，她经常在她的耶稣受难像或者一个显灵的圣像（特制的圣母玛丽亚像）前下跪，她从卡尔德隆的《圣体降临节戏剧》（Autos sacramentales）中汲取力量，对她来说，作为一种“神的启示”，“西班牙的王国观念”就是一切。所以，在巴伐利亚1866年败给普鲁士之后，国王告诉她——而没有直接告诉理查德·瓦格纳——说他将要退位，这让她感到非常震惊。国王想退位，以便仅仅为了“神人”瓦格纳而活着。科西玛的答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