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或隐晦委婉地或直言不讳地再一次着手研究1848年至1849年之间革命的根本观点，比如，他直接拒绝“德国的复辟”和“反动”，谴责“卡尔斯巴德决议”或者提出“人民武装”的思想。是的，瓦格纳支持卡尔·路德维希·桑杀害奥古斯特·考茨布厄，认为这是进步对政治的和美学的反动势力的胜利。而对一份由国王提供补贴的报纸来说，这些言论有些太过分了。这篇连载的文章在报道了第13辑之后，被路德维希二世禁止。
当瓦格纳于1864年被召到慕尼黑时，实际上，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会抛弃他在直到1852年为止的著述中表达的革命思想。极端保守的《新巴伐利亚信使》（Neues Bayerisches Courier）在1865年11月刊文指出：
这个外来人，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最小的不幸……只能被比喻为遮天蔽日长达几个月、而且吃掉我们所有田间作物的成群蝗虫。然而，与这个无比高估自己、自恃清高的人肯定会酿成的不幸相比，这幅自法老时代起就折磨困扰一个国家的可怕的画面，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既然他能不从事未来的音乐，而是取而代之地还想从事未来的政治。这位被付了薪酬的音乐人、这位在德累斯顿建街垒路障的人，他当年曾经想要作为一个烧杀抢掠的犯罪团伙的头目，炸掉德累斯顿的王宫。
现在，他企图“孤立国王，并且为了一个无休止的颠覆政党的叛国思想，剥削国王。”如果我们密切关注1865年几乎每天充斥着慕尼黑和巴伐利亚报纸版面的、围绕瓦格纳的强烈赞成和反对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里主要涉及的并非音乐，而是涉及：瓦格纳是一个政治事件！人们指责他的骄奢淫逸的奢侈需求及其对国王提出的透支金钱的要求。除此之外，人们还谴责他企图在政治上取消国王的教条化，并且充当起波萨侯爵的角色。审美的阵线变成了政治的阵线，因为，人们还始终把瓦格纳视为昔日闹革命的人。因此，他的主要对手当然是教皇极权主义的和保守的报纸。
可是，慕尼黑的瓦格纳反对者，他们说闲话反对的，还不仅仅是他作为“建街垒路障的人”，而是同时还有：他与科西玛·冯·比洛的关系，越来越被怀疑为破坏正当婚姻的私通关系。1864年11月，汉斯·冯·比洛成为国王的“音乐指挥”，并且与他的家人一起搬到慕尼黑。瓦格纳和科西玛之间早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被他们俩严格保密隐瞒，面对汉斯·冯·比洛也是如此。1865年4月10日，就在管弦乐团开始为首次上演《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而进行排练的这一天，瓦格纳和科西玛的第一个共同的孩子伊索尔德出生。汉斯·冯·比洛什么时候得知伊索尔德并不是他自己的孩子，对此我们并不清楚。在瓦格纳和汉斯·冯·比洛（1894年在开罗去世）的有生之年里，瓦格纳的父亲身份一直被罩上神秘的面纱。而科西玛一辈子都没有透露过这个秘密。在汉斯·冯·比洛去世20年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伊索尔德努力争取一场对她母亲的诉讼，她指出，母亲应该告诉她，她是瓦格纳的孩子。出于司法原因，她于1914年败诉。1900年，她嫁给了瑞士指挥家弗兰茨·百德勒。1901年，他们的儿子弗兰茨·威廉·百德勒出生。伊索尔德和她的儿子一直被排除在继承瓦格纳遗产的权利之外，她都与瓦格纳全家闹翻了，一直到她1919年早逝。 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世界各大报纸都争相报道百德勒诉讼案，把它作为正在走向毁灭的世界的最后的丑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