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大鼓的王承祥(3)

王承祥是个社会底层的艺人。解放后,行政组织严密,他不能像其前辈艺人那样浪迹江湖、作江湖人去游走四方,生活安定而且有些保障。那时社会底层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艺人,他们是传统艺人,与那些被尊称为“演员”或“艺术家”的艺人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物。解放后要把这两种人合二为一,统称为“文艺工作者”,以便对各种艺人实施改造。在大城市的如北京、上海这种改造运行比较顺利,经过了细致而艰苦的重塑,如北京的侯宝林、刘宝瑞等,上海的袁雪芬等也走进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行列。这些人不仅需要完全换上一种全新的话语,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要有所转变、以适应这个新时代。侯宝林等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也有不能适应的、就早早退出文艺舞台转行干起其他营生(天桥的许多艺人转行干其它行当了,如唱西河大鼓的艺人刘田利就到澡堂子烧锅炉了)。小城镇、农村也有这类底层艺人,他们比城市的艺人文化更低、适应能力更差,地方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和能力改造他们,这样他们只能自生自灭(1957年整风时,田汉还为这些艺人呐喊过)。如果说这些底层艺人解放初还能短暂生存的话,文革一来,大多被扫荡以尽,集体消失,后来只有特别落后的山区(张艺谋演的电影《老井》也表现了文革中有盲艺人到村里演唱的情景)略有复活。

我从王承祥的口中得知许多社会底层艺人的生活状况。因为他是艺人,进了监狱,在塑料厂停工期间,队长也让他编演节目。他自己不能编写就找我帮忙。那时只能编批判“四人帮”的。他说:“江青曾和我们一样,都是吃开口饭的。我弄不明白,她都嫁毛主席了,也不用演戏了,什么好东西没有的吃?还瞎折腾什么?”这是他对江青不满足现状“还要祸害人民”(当时批判用语)感到特别困惑的地方。他说:“我们作艺人可不容易,过年唱野台子戏,脸冻僵了,张不开嘴;指头伸出去,打不了弯儿,连拳头也攥不成。只要一下场、到后台就把手插进别人的怀里,暖和暖和。不分男的女的。后来一强调阶级斗争,我们就惨了。许多戏像《杨三姐告状》这样抓人的戏(指吸引观众)都不能演了。有一年过年演《箭杆河边》。我演二赖子(农村二流子),那天风大特冷,而戏里演的又是麦收季节,不能穿的太多。我在台上冻得直哆嗦,一下场,到后台,担任剧中妇女主任的演员正在我面前,我把冻得像红萝卜似的手就插到她怀里,不想她马上跳起来,打了我一个耳刮子,而且还边打边骂‘臭流氓’。多少年都这样,谁也没怎么着,怎么这次她就入戏了,以为她真的就是抓阶级斗争的妇女主任,我真的就是二流子呢!演完戏,我还真成了比‘臭流氓’还臭的‘坏分子’,戴上帽子回乡监督劳动。把我轰走了后,他们也没好几天,文革一来,剧团解散都回家种地了。前两年他们看我唱大鼓,混得还不错,还想跟我一起干,或再组个小班儿流动演出。我坚决不干。我对他们说,我对‘妇女主任’算是怕到底了。别再找我,再跟她一起演出,还不把我送进监狱?”我打趣他:“你没跟‘妇女主任’一块演也进监狱了。”他乐了:“这回是跟党的书记跟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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