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确实不是人家找他的麻烦，而是他自找麻烦。他这次“犯罪”与农村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关。农村常有一些自诩多知多懂、说话罔顾忌讳、而又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往往受过传统教育，有的甚至是数百年来秘密宗教的传承人。流行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就是我后来所关注的游民文化）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是游民文化在农村的代表。我前后在农村呆过近十年，也见过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知识来源是社会底层流行的评书戏曲唱本、还有秘密教门的口耳相传“真言咒语”之类。这些人文革前很受“落后群众的追捧”，是农村的“思想家”兼宗教代表，大事小情都要向他们请教，生老病死，何去何从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甚至是指导。解放后，这种愚昧落后、迷信荒诞的文化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其土壤尚在，一有机会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的。
那时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个粮店，“落菜帮子”所在的大队也不例外。粮店掌大权的书记，其在村里的地位是与大队支书平起平坐的。这个粮店的书记就是我前面说的本村的多知多懂的“百事通”。他与王承祥的岁数相近，解放前念过几年私塾，能读《三国演义》，村里的人也把他看成是晓奇门、知遁甲，上看天文，下知地理的人物。其它地方的这类人物，文革的铁扫帚一来，就被当作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扫荡殆尽。即使还活着的，也都不敢乱说乱动了（这类人在“非典时期”又有些泛滥的趋势）。可是这位粮店书记没有受到丝毫冲击，因为他是掌握一个大队人马粮草的有权人，但他又不是公社或大队的当权派，一个粮店最多三四个店员，一般都是亲信，也不会把他打成当权派。这位没有受到过冲击的书记还是一仍其旧，是这个村子异质文化的代表者，他所制造的舆论与正统舆论不同、一事当前，他往往有其独特的解释。他也有不少追随者，特别是老年人。
王承祥肚子里有点旧唱本，自诩会成本大套的评书，粮店书记爱说古，于是一个党的书记，一个“坏分子”，本来是不搭嘎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书记成为这个四类分子的精神依赖，有个大事小情也常常求他为自己与当权者通融。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全国悲痛，同时也引起人们对朝政的普遍关注。有一次这个书记与王承祥闲聊就说，你看吧，这一年是个多事之秋，“红羊劫嘛”（按古人所说的“红羊劫”是发生在丙午、丁未之间，1976年是丙辰年，与“红羊劫”不相干）！周总理走了，接着就是朱总司令，其后就是毛主席。王承祥听了大吃一惊，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啊……周没了，朱吃什么？朱没了，毛还能在吗？那会儿我们老说朱毛朱毛吗？”王说：“当时我听了，并没有在意。以为胡抡罢了。可是9月9号这天，我们一帮四类分子正在一起由民兵监督劳动。突然听大喇叭广播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我心里一震，想起书记的话，心说‘真灵啊’。旁边跟我一起干活的是个富农分子，我就把书记这番话悄悄地跟他说了。富农正呆呆地发愣时，带队的女民兵突然大吼起来，你们两个‘四类’鬼鬼祟祟搞什么反革命串联？富农吓瘫了，二话没说就交代出来。一帮民兵马上把我俩捆了起来，看押在队部，一会儿，县公安局就来了人。”后来把粮店书记也抓了起来，文革的大风大浪都经历了，文革就要结束之时，这个书记却翻了船。粮店书记判了20年，落菜帮子15年，富农一句话没说，只是听了，也判了4年。富农送了劳改农场。粮店书记也在三中队，不过是二小队。到监狱后，他沉默寡言，没有机会听他评论一下此事和对自己下场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