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一个星期，我从早到晚扑在“网”上，吃饭也要“三请诸葛亮”。这天丁炳昌从外面回来，疑疑惑惑地问：“这几天我们家的电话是怎么了？别人都说总也打不进来……”我大吃一惊猛醒过来，连忙三下五除二“蹦”下“网”来，也真巧，电话马上就“丁零零”响起来，“呸！”丁炳昌狠狠地瞪了我两眼跑去接电话，我却掩着嘴“嘿嘿”偷笑起来。
刚上网，不熟悉，经常一惊一乍。
“糟糕，怎么画面出不来了！”
“不好了，病毒！”
“天啊，又死机了！”
……
丁炳昌的耳边充塞了我的这些噪音，不胜其烦。当然，更烦不过的是“海南公网”服务部的那个小伙子，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我的几个电话，有一次我把电话直接打到了他的家里，电话里他的声音已经失去了耐心：“你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吗？”
我看了一下台钟，呀呀，还差3分钟就到凌晨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我老糊涂了，明天再给你打。”
对方“噗”的一声笑了，无可奈何的语气：“有什么快问吧，我明天要出差。”
解答完我的问题用了整整20分钟，在他听来这都是些最起码的常识，我在他的心目中不是白痴、就是弱智。小伙子出差期间我又积累了18个问题，他刚踏进公司，记者站的车也接踵而至。面对他愠怒的脸色，我还以灿烂的笑容。接到记者站后，又殷勤地端饮料送水果，把他伺候得像个王爷似的。一个半小时过去，18个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我的宝贝电脑又开始欢快地运转了，我不禁心花怒放。
哼，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呢，厚脸皮也好，弱智也好，反正只要能学到东西我就高兴，学到一星半点儿，我就用一星半点儿，急用先学，积少成多嘛。
1998年8月，我通过因特网给报社发了第一个电子邮件——那是我的一篇稿件，从而开创了《光明日报》地方记者运用电子邮件方式向报社编辑部发稿的先例。邮件几经周折发到了报社的网络部，记者部副主任夏桂廉再用软盘把它复制到记者部的电脑上。夏桂廉打电话给我：“樊大姐，你年纪比我们大，用电脑却走在我们前头了！”我嘴上客气了两句，心里可是像吃了巧克力冰激凌一样舒坦。
2000年8月，报社终于给每个驻省记者配备了手提电脑，并要求记者直接从电脑发稿，报社不再接受手写的稿件——这一强硬措施，逼迫每个记者必须掌握电脑的文字处理系统。否则，就被淘汰。
翌年春天，我提着手提电脑到博鳌亚洲论坛采访，采访论坛的中外记者几百个，没有一个不是从电脑上直接发稿回本报社的。作为其中为数稀少、头发花白的老记者，我很庆幸自己跟上了“时尚”。我不敢想象，假如作为《光明日报》记者的我，拿着一篇手写的稿子，踏进“新闻中心”后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怯生生询问“哪里可以发传真”——恐怕这本身就会成为博鳌亚洲论坛上一条轰动的新闻！
我多么庆幸自己早走了几步。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托了海南省的福。海南省的经济在全国是“小弟弟”，但信息产业却是例外。早在“八五”期间，当时的省政府就已经把信息产业定为海南省21世纪的支柱产业，决定投资30亿元人民币，对全省的公共信息网进行改造，铺设环岛光缆和建设计算机网络系统。这个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使海南省早在20世纪末就拥有了国际先进水平的通信基础设施——当北京、上海以及全国大多数省会城市的用户，还在为申请上网排长队时，海口市的信息高速公路已经全线贯通并大肆招揽用户了。我们记者站的“车”早早搭上了这条漂亮、迅捷的“高速公路”，这是我们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