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短期分居再度合作，我和丁炳昌的地位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里面不能不承认“舞台”的重要性：《光明日报》的“舞台”面向全国，而《山西日报》的“舞台”只面向山西，它们的影响力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更何况当时《光明日报》刚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声望和地位扶摇直上如日中天，我能在此时此刻踏进《光明日报》的记者队伍，真乃“生逢其时”！而后是新中国历史上、也是中国新闻史上最辉煌的十年，新闻改革以从未有过的力度和深度向前推进，我又恰恰遇上了几任富有远见卓识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和记者部主任。想想，成功的要素几乎色色俱全，我又岂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要知道，从大学时代萌生“记者梦”到领到一张货真价实的“记者证”，我整整经历了13个春秋；要知道，我那一年刚满32岁，精力、激情、勇气和创造欲都处于巅峰时期。
我的探索和追求就像攀越华山，上了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我尝试用散文的笔法写新闻稿，让读者在优美流畅的文字中了解新闻；我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移植到新闻中，给读者以一个个组接的“画面”，也给读者以悬念和想象的空间；在人物报道中我写人物的优点，也写缺点，尽量奉献给读者一个个较有立体感的“凡人”，而不是“高大全”的“圣人”；我学习用精练的笔墨勾勒现场感，让读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我追求在新闻作品中能奉献给读者那么一点点只属于我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文采、独特的构思、独特的新意，并渴望这一点点独特之处能为我的读者所理解、所品味、所认可、所喜爱。”——我在自己的新闻作品选《我就是我》“自序”中，向读者倾诉了自己的心声。而读者也以真诚与热情“回报”我：有那么几年，我多数文章的发表，都引起了关注，少则收到十几封、多则收到几十、上百封读者来信。
但与此同时，丁炳昌却越来越承受着疾病的折磨——在浑源县落下的萎缩性胃炎加重了原先就有的神经衰弱，他渐渐变得羸弱多病，骨瘦如柴，一肩承担写作、一肩承担整个家庭的压力，对他显然成了力不从心的苦酒。可粗心的我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篇接一篇的稿件，而且要一篇比一篇写得精彩——这是我唯一醉心的事。那年冬天丁炳昌已严重失眠，可我采写知识分子典型栾弗每天深夜才归，他每晚做好饭菜倚门而望，进而每夜骑自行车来接我，再后来干脆自己也加入了进来。这篇14000多字的长篇通讯《追求》采写时间长达3个多月，四易其稿，稿件于《光明日报》和《山西日报》头版同天发表后，在全国知识界激起了强烈反响，1200多封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飞到《光明日报》编辑部，我在一夜之间成了“名”记者。
“看来你今后要爬到我头上了，这种‘前景’真让我‘不寒而栗’呀。”那天丁炳昌翻阅着一摞摞读者来信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对这种调侃我早已习惯了，照例报之以“嘻嘻嘻”的傻笑，不料这个不经心的“玩笑”后来竟变成了“现实”——丁炳昌的智慧、能力和工作业绩被我那“名”记者的“光环”掩盖了整整十年。特别是当他随着我一起调到《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之后，我当站长，他为副站长，这位豁达、体贴、才华横溢的丈夫和当年的“启蒙老师”，就正儿八经成了妻子超高水平的“秘书”、“助手”和“贤内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