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年底，《山西日报》的一位副总编光临浑源县，专程来调我们小两口，结果很有趣：双双到了大同。丁炳昌成了《山西日报》驻雁北记者，我被“扣留”在雁北地委通讯组，“琴瑟相和”的好日子得以又延续了一年。但他终究还是被调回了报社理论部，小两口不得不一南（太原）一北（大同）过起了分居生活，“琴瑟相和”也演变成了“独奏对抗赛”。
从此他专心搞理论，凭着他的哲学功底，写杂文、写评论，很快成了报社理论部的骨干，而不甘寂寞的我呢，也发挥自己的优势，与人合作采写了一本文学色彩很浓的人物传记：《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
1978年9月，我带着自己即将出版的的书稿来到太原，准备“觐见”《光明日报》副总编师海云——它将决定我这个“灰姑娘”能否“一步登天”坐进王子的“金马车”，从而彻底改变此生的命运。
看来看去，总觉得自己的新闻稿太少，分量不够。那可是《光明日报》啊——它在我心目中就跟天上的月亮那样高不可攀。正当我抓耳挠腮、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丁炳昌从编辑部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厚摞装订得整整齐齐的剪报资料。“哼，临上花轿才穿耳朵？看这个吧。”我一看，正是我俩在地、县时“合写”的见报文章。“可那多半是你……”“得了，谁跟你来抢什么署名权！就说都是你执笔的好了，真是个蠢东西！”我咯咯咯笑了，搂住他的腰转了好几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