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技术进步改变了电影制作方式。在那之前，电影制作是一个痛苦艰难的过程。首先找到有机的故事框架，然后把各个组成部分编织在一起，形成电影故事。这种编织手法具体说来就是把十六毫米或是三十五毫米的一条条的胶片带手工编接在一起。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FB）的创办人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有一句著名格言，“只要顺序正确，一切都那么美丽”。这句话可以说是电影制作业的法则。今天，新的视频剪辑技术使电影制片人有了捷径可走。如果故事里有结构问题，嗯，别担心，用震撼的场景把它掩盖过去即可。遇上镜头连接有问题，也很简单！迷惑观众的思维，扰乱他们的大脑即可。电影故事剪辑已经越来越成为单纯的“震撼管理”过程。只要能创造足够多的震撼镜头，你就能做出动人的电影。
这就是商业传媒业在现代社会运作的前提：不断制造震撼，把观众的心悬在崖边，只在观众难以忍受的间隙，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卖给广告商。说到底，如果没有仔细编排的层层震撼，后现代社会里还能有些什么景观？
有没有可能，震撼已经太多了呢？当然有。只要越过一定的界限，观众和听众就会停止接收涌入的信息，投降逃跑。虽被娱乐，实则麻痹。真实生活被电视节目叫了暂停。
或许，时间会量化这样的精神污染带来的后果。如果心理学家们能够像生物学家研究空气、水和食物中的化学物品一样，研究噪音和震撼级数给人类精神环境带来的影响，或许我们还能自行决定大脑吸收的安全“养分”是多少，我们还能将各类精神环境的风险进行比较。例如，把在洛杉矶生活的精神环境与波兰的精神环境相比较，或是把北美的成长环境同澳大利亚的成长环境相比较。然后，就能更加精确地创造出一套“宜居”指数，而不是单靠测量绿地空间、最低收入和学校数量决定是否宜居。
这套可信的精神环境指数，就可以帮助我们衡量电视节目和电视台：每分钟制造了多少次震撼；在公众思维里制造了多少次混乱；人们的精神健康会受到多大的影响。然后，我们就可以设立新的机构，用于减少，而非增加大脑被吸收的震撼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