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乌什·维尔纳
马特乌什·维尔纳| Mateusz Werner
博士，1970年出生，电影批评家，作家，任教于华沙维申斯基红衣主教大学，哲学季刊《克隆那斯》的编辑。国际影评人协会成员，波兰电影人协会成员。
著作有《面对虚无主义，贡布罗维奇和维特卡西》，《文学中的虚无主义现象》（Sic！出版社，华沙，2009年）。主编《现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告诉我们什么？》（希伯来语，华沙，2008年）和一系列《青年电影人作品合集》（华沙2004-2008年，有法、德、英、俄等多语言版本）。编辑《2008年波兰短片合集》和《2009年波兰短片合集》DVD。
曾任《电影周刊》和《世界电影》杂志编辑。曾为波兰公共电视台（TVP第二频道）联合创办制作并主持过一档很受欢迎的关于电影的电视节目《电影秀》。曾为国际电影杂志如《电影手册》（法国）《Close Up》（意大利）等撰稿。
1989年革命
1989年的革命是一场怪异的革命。说这个革命怪异是因为它是与波兰的浪漫传统背道而驰的，它不具有任何可称之为浪漫的元素。到了1989年年中，整个国家在摇摇摆摆四十多年之后，重新站了起来。对于一直与时局密切相关、深切关注观众生活的波兰电影来说，那个时期诸多事件的影响力不亚于哥白尼革命。今天，回顾过去的二十年，我们发现，尘埃落定之后，波兰电影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这场革命带来的改变体现在三个方面：市场开始由供需关系决定；全新的技术逐渐出现；以及审查的消失。从而在官方生产体制之外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机会。
表达的自由
在社会主义时期，政治性是波兰电影的一个属性；即使我们考虑到电影这一表达方式的独特性，波兰电影的政治性依然是过多了。我们知道，电影是注定要扮演政治角色的艺术表现手段。这是由电影这个艺术门类本身的说服力决定的，电影影像的优势，和它创作出的图像、符号，特别是人物，使它具有能用隐喻去影响集体潜意识的能力。另一个原因是电影具有公众感知性：它通过各种热闹的推广机制，诸如国际电影节、杂志、小报等光鲜的媒体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达到传播的目的。显然，政客们熟知电影多么便于引导公众舆论。难怪列宁认为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之一，并且格外照顾那些在宣教方面有贡献的电影人，比如杜甫仁科、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在电视出现之前，电影作为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和宣教的渠道，和报纸、广播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这就是它在苏联东欧集团各国会被管得如此严格的原因。然而，那些不得不在言论自由有限、意识形态和经济压力之下工作的电影艺术家们，反而更加能在扩大自由度方面想方设法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批评独裁政权暗中破坏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许多现象在建立民主反对运动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现象包括：“波兰电影学派”，这是波兰“1956年十月解冻”中的旗帜；捷克“新浪潮”，它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七十年代“道德焦虑”时期的波兰电影，伴随着地下媒体出版圈以及工人保卫委员会的活动；或者是——举一个来自不同的政治现实中的例子——“西班牙新电影”，它于六十年代中期促成了佛朗哥宣传系统的瓦解。1981年，安杰伊·瓦伊达的《铁人》在戛纳获得金棕榈奖，也是一系列支持反对派、削弱专制政权的政治活动中的一个，类似于切斯瓦夫·米沃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或者卡罗尔·沃伊蒂瓦成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电影对现实的这种影响力，或许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罗伯特·雷姆决定授予安杰伊·瓦伊达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脑中最有可能呈现的理由。他说，《丹东》的创作者给他的观众带来的是“艺术地呈现历史、民主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