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理想与追求，高调高扬，非流俗可以相比。他在咸丰九年的日记里总结了“四不”：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馀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四不”给理想增添了一些古典色彩，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恬淡、宁静的曾国藩。古人看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将“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作为人生三大喜事。曾国藩不以为然。他所追求的不是富贵，不是官职，不是名声，不是别人的报答，而是社会理想、国家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是 “内圣外王”。他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
内圣，就是圣明，指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文章才华；外王，就是建功立业，就是指一个人一生为国家、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曾国藩强调，一个人要立志。只有立志高远，才不至于流于一般。他教导子弟，要求做到“三有”：有志、有识、有恒。
随着职务的提升，特别是升任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曾国藩开始关注治国问题，研究社会现实，其理想得到升华，由一般性的理想转向务实，转向挽救世风。这是他理想的一变。
曾国藩认为：“大抵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者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意思是说，要改变社会风气，办成某一件大事，需要一二个有识之士发轫，之后才有人跟着应和，最后形成新的风尚。清王朝到了咸丰初年，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病入膏肓”，几乎无药可救了。朝廷上弥漫着一种浓厚的和同、阿谀氛围，假话、套话、官话连篇；办事敷衍颟顸，衙门习气严重。改变这种风气，关键要从皇上开始。所以他大胆呈上了著名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这篇疏里，他重点讲了琐碎、文饰、骄矜三种风气，强烈要求咸丰帝预防。咸丰登基不久，哪有那么多不好习气呢？因此说是“预防”，既为预防，有些话，就会说得过头。他在这篇疏里，对咸丰的所作所为，大大的批评、指摘了一番，比如批评咸丰行政失误达13处，提醒咸丰好读古书会产生“尚文饰”的陋习，等等。著名作家唐浩明认为，曾国藩此疏有五大出格，主要是指责过头、小题大做、借题发怒、越职代言、词锋峻利，是很恰当的。但是既然是言事，既然是预防，当然要把话说得严重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