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手指有长短，领导者管理的追随者也是有性格、学识、才能等等各个方面的差异的。对于这种差异，无论多么高明的领导者都无法做到一碗水端平、一个办法管到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曾国藩也有一套自己的做法，其中主要的方法就是诚。他在1869年9月26日，回复刘典的信中指出：
及以诈来者矫以诚；以变来者守以正，以嚣来者处以镇静而纾缓，但修军政、严守御，以为此盛彼衰，中强外弱之本。此不特可施于关中，即施之天下，古今无适不宜矣。
这里曾国藩阐述了领导不同特征的被领导者的艺术。他这里提到的三类人，包括欺诈者、善变者、嚣张者，都是一些难以驾驭的悍将。这些人管理得好，可以产生良好的效益；管理得不好，就可能出大乱子。曾国藩的态度与办法是：喜欢变化不定的，领导者要做到稳重正大，不偏不倚；气焰嚣张的，领导者要做到镇定安静舒缓自如，不能先乱了自己的方寸；对虚伪欺诈的，领导者要讲究诚实不欺。坚持做到这几点，那么可以走遍天下。
李世忠是一个典型的乱世枭雄，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开始是河南捻军的一个首领，原名李兆受，河南固始人，大约是在1854年或1855年初背弃捻军，投降何桂珍。何桂珍是曾国藩的同年好友，1855年初曾国藩要求朝廷调何桂珍到他的行营工作，由于形势所迫，何桂珍未能达到江西，受阻于鄂豫皖交界处的山区（英山、霍山等地方），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军。当时何桂珍非常困难，手下部队只有2000多人，给养常常不足。由于忍受不了艰难的生活状况，李世忠反叛何桂珍，将其杀害。不久又投靠了胜保，官至提督。李世忠再一次成为官军后，表现一直非常枭悍，常常做出一些惊人的事情来。他纵容手下抢盐封行、抢掠百姓；与苗霈霖发生械斗，与陈国瑞酿成群体事件；玩忽职守，让太平军很轻松从南京北门户浦口、江浦通过。曾国藩认为李世忠“枭桀猜忌”，“部卒颇怀携贰（存在反叛之心）”，并且认为，李世忠“骄恣已久，尾大不掉，急亦有变，缓亦有变，终不能相安无事”，甚至想到过依靠李续宜、江忠义的力量，将李世忠“严参惩究，再行相机办理”。
这是曾国藩没有管理李世忠的时候的态度，后来朝廷将李世忠的管理权交给曾国藩。曾国藩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措施，而是用诚术来获取李世忠的信任，改变李世忠的枭悍，“推诚相待，事事示之以不欺”，以至诚之心对待，体现了一个领导者高尚的道德风范与高超的驾驭艺术。
首先是一视同仁，不歧视，不另眼相看。人与人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时候并不需要很多的手段，也不需要很多的财物去“收购”，那些看似很复杂的关系，看似很枭悍的人，管理好他们，有时只需要一个好的态度。作为统帅，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做到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就是不歧视，就是不将他当做外人，就是兄弟，就是朋友。用这样的态度去驾驭枭悍的下级，往往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862年底，由曾国藩直接统帅或供应粮草的军队达到10万人左右。军械、粮草、军饷供不应求，困难重重。但是李世忠一归他管，立即给他筹备一万两银子，并且写信说，过去袁帅怎么待你，现在我曾国藩也怎么待你。他说：
从前临淮营中月给尊处银米若干，子药若干，敝处亦当照数筹给。从前奏催各处协饷，敝处亦当随时代催，以期无失袁帅相待之规。如敝处军威复振，事势稍松，则银米子药必可酌量增加，随时协解，不拘袁帅旧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