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兄、长姐喜欢教育弟妹，父母喜欢教育子女，这和领导者喜欢教育下属是一致的。这其中所包含的领导力因素值得玩味与探讨。曾国藩有九兄妹，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分别是国潢、国葆、国荃、国华，他又率先考取了进士，博得了功名，因此，他理所当然成为辅助父亲教育弟弟们成才的助手与主要力量，而他也以此作为自己的职责与任务。他说：
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
农村谚语说得好：“长兄当父，长嫂当母。”指的其实就是长子是父亲的帮手，在某种程度、某种时候可以代替父亲来领导家庭的其他人员。教育培养弟弟妹妹的成才，是一项非常艰巨而漫长的任务。它不仅需要责任、义务，更需要耐心、细致；不仅需要才华、知识，更需要有方法、艺术。不会因为是长兄，弟弟们就会理所当然地听从他，相反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带有亲情的教育者往往很难教好自己的子弟。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弟弟妹妹成才，长兄需要很强的领导水平。因此，一个能够教导弟弟们成才的长兄，一定也可以成为一个出众的领导者。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人生目标，一部《儒林外史》写尽了多少儒生的辛酸苦辣。然而，身处庐山之中又有几人醒悟？几人清醒？曾国藩以优学而仕，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可以说是封建考试制度的受惠者，又在春风沐浴之中，对科举考试制度应该是赞成、拥护的。然而，恰恰相反，他并不赞同那样的制度，甚至认为科举考试是有很大的危害的。他曾经教育弟弟曾国华说：
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姿质，即使终不入泮，尚不至于饥饿，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
他认为科举考试是误身害己的事情，一个人要是过了二十岁还在扶墙摩壁、汲汲于功名，从事于吊渡映带，那就会百业荒废，贻误终身。为了避免这种贻误终身的悲惨事件发生，曾国藩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读书目的。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做明理之君子，是曾国藩对子弟读书的要求，是他的读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是读书的根本所在，终极目标所在。那么他所说的明理，又是什么样的理呢？他指出：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明德、亲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读书必须做到《大学》所倡导的：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到这三个方面，才算是明理。只有做到这三方面，读书才有用，否则就是一个只知道识字的“牧猪奴”。朝廷用这样的人当官，也是用“牧猪奴”做官。读书不以考取功名为目的，而以追求学业上的修为、追求人格道德的修养、追求自立自强为目标。所以他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追求。他说：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